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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教科书审定的研究 　　摘要：教科书审定是晚清政府控制国民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清政府规定了教科书的审定范围，确定了教科书的审定程序，采取了多种保障措施，清廷希望以此来规范意识形态，有效控制各种思想，强固思想文化秩序。晚清政府的教科书审定政策尽管遭到了不少非议，但客观上为当时的从教者和受教者提供了较好的教学用书和知识课本，并促进了我国近代新式教育的规范发展和体制建设，在清末的新式教育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晚清；教科书；审定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0)02-0029-05 　　 　　伴随着教育业、新闻业的快速发展，清末各种新思想、新学说迅速传播。教科书是这些思想迅速传播的重要载体。清政府的政治基础遭到了猛烈撞击，其思想基础也受到沉重打击。教科书审定是清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清政府试图通过强化教科书审定，以控制教科书的发展，使其合乎官方的意识形态标准。关于清季的教科书审定研究，王建军、关晓红、吴洪成、毕苑、吴科达、宋军令等诸位学者皆有所贡献，使本课题的研究获益良多，但他们对于清季教科书审定之程序、范围与措施的讨论尚着墨不多，本文于此试作比较细致的考察，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审定范围 　　 　　清政府规定，教科书非经审定不能通行于各学堂。而学堂用书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因此，清政府的教科书审定，范围广泛，既审查教科书的内容，又审查教科书的形式；既审查普通教育的课本，又审查专门教育、职业教育的课本；既审查宣讲书籍，又审查军事类教科图书。 　　清政府对教科书的审定，首先注意到的是教科书的宗旨问题。不合宗旨的书籍，必然会遭到批驳、查禁。所谓不合宗旨，大抵表现在以下方面：宣传平权、平等、自由等新思想、新学说；宣传排满革命；非圣无法、犯“大不敬”；袭用外国故事、体例，不合国情。凡送审教科书存在此等问题者，不论其具体内容如何，皆在驳斥、查禁之列。光绪三十四年(1908)，文明书局本麦鼎华译、日本元良勇次郎著《中等伦理学》一书，“文笔极佳”，而学部认为该书“意在调和中西学说，牵合杂糅，于我国教育宗旨不合”，且“书中载有蔡序一篇尤多谬妄”，故下令查禁该书。宣统元年(1909)彪蒙书室《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及教授法》，学部评价为“体例尚合”，但宗旨不纯，“尤谬者如谓古时风俗男女皆束发，人本朝以来男子垂辫，女子喜缠足。又谓尊孔不过籍收汉族之心。倘以此教授儿童，流失败坏，不堪究诘矣。”学部咨会各省督抚，要求严禁该书。另有一些教科书因取材过于日本化而被驳斥，如江楚编译官书局本《日本历史》“纯沿日本语气”，不予审定；江苏郑宪成所呈《最新伦理学》因第一章、第五章内容“俱系为日本人说法，不合中国伦理教科之用”，亦被驳回。 　　学部审定人员还重点考察教科书内容之深浅是否适宜、详略能否得当、条理清楚与否、是否符合课程标准、引用材料是否准确、翻译是否明白晓畅等方面。翻检《学部官报》审定书目，未能通过学部审定的教科书，就其内容而言，多存此等缺陷。教科书的体裁也在审查之列，不少书籍，即因“非教科体裁”或“不合教科之用”而被学部驳斥。如上海美华书馆所呈《天文问答》、《地理问答》因非教科书体裁而被学部批复“无庸审定”。上海商务印书馆本《实用几何学初步》“按几何学教科书证明与实验均能详备，方为完全善本”，但该书“所述测量诸法只详于应用，而略于论理”，被学部批为“不合教科之用，无庸审定”。学部在审定教科书时甚至还对书籍的字体有详细规定。商务印书馆呈《简明国文教科书》“字体多俗”，学部要求予以改正。商务本《初等小学女子国文教科书》之《教授法》“浅近易晓，于程度尚合，堪与教科书并行”，但该书“字体太小，易耗目力”，学部建议“宜改用四号字印行”。 　　 　　学部主要是审定普通教育的课本，但专门教育、职业教育的教材、讲义亦在审定之列。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川民立蚕桑学堂陈联桂将实业类教科书《蚕业白话》、《蚕桑专科讲义》呈请学部审定，学部认为《蚕业白话》“于通俗实业教育不无裨益，堪作宣讲所用书”，而《蚕桑专科讲义》非普通教科之用，可“听人购用参考”。据《大公报》载，各省工艺学堂教科书籍亦须经过学部审定，方能颁发各学堂并工艺各厂“一律遵照”。在学部颁行的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定书目中，通过学部审定的有直隶学务处的《农学》、《农学阶梯》，商务印书馆的《农话》和南洋官书局的《高等小学商业教科书》等实业类教科书。 　　学部还规定各高等专门学堂讲义必须送呈学部审定。学部在《奏预备立宪第三年上届筹办事宜折》中指出，各省高等专门学堂讲义，仅“江苏、江西两省业经咨送审定”，学部对此表示不满，要求其余设有高等专门学堂的省份迅速将讲义送来，“一俟咨送到部，即随时为之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