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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中兴”问题的研究综述 　　摘 要:近几十年关于清词中兴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并且大体上由概括总略性的宏观研究转向较为微观的研究,由对清词中兴论的论证走向对于清词中兴现象的多方面深入探讨,这些研究为精准考量清词中兴这一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视角和立体的观照方式,对于清词中兴的理解直接启示着对于整个清词成就的历史定位及清代词学的评价,因此在清词中兴问题的相关探讨上尚有不少有争议。 　　关键词:清词中兴;原因;表现;流派;尊体;词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2-087-05 　　 　　清词之中兴或复兴之说自清初以来渐成为共识。陈廷焯:“词创于六朝,成于三唐,广于五代,盛于两宋,亡于明,而复盛于我国朝也。”(陈廷焯《云韶集#8226;卷十》)沈修:“词兴于唐,成于南唐,大昌于两宋,否于元,剥于明,至我清又成地天之泰,地雷之复焉!”(沈修《??村丛书序》)近代王国维、吴梅等诸大家均有清词中兴之说,清词中兴已被学术界普遍认同,清词中兴已成定论。清词专家严迪昌先生称:“清顺治十年(1653)前后到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科诏试这之间约30年左右,是清初词风胚变,词学振兴的极其重要阶段。按其百派回流、名家辈出的繁荣景观而言,较之后来的经常出现定于一尊的词坛气象,无疑要更充满生气活力,更具有一种不断运动着的勃勃之势。这是一个清词真正堪称‘中兴’的历史时期。”(严迪昌《清词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第33页) 　　随着现代学术的繁荣,清词的研究呈现出蓬勃之势,当代学者对于清词中兴有更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清词中兴是个比较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折射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因此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关于清词中兴问题的关注大体上由概括总略性的宏观研究转向较为微观的研究,由对清词中兴论的论证走向对于清词中兴现象的多方面深入探讨。 　　一、清词中兴的原因 　　对于清词中兴原因的探讨,龙榆生先生认为:“三百年来,屡经剧变,文坛豪杰之士,所有幽忧愤悱缠绵芳洁之情,不能无所寄托,乃复取沉晦已久之词体,而相习用之,风气既开,兹学遂呈中兴之象。”(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8226;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严迪昌先生在其《清词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中认为清词中兴是历史给予的一种契机,明清易代及清统治者的文化高压使得文人将心声寄托于词体,并认为词之复兴是“气运,人心与文风诗风词风相互关联的因变”,又受到了文体自身规律的制约,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将清词中兴看作一个受到多方面因素相互影响的动态的过程,这个观点是较为中肯的。 　　 周绚隆《论清词中兴的原因》(《东岳论丛》1997年第6期)将清词中兴的原因总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与明代词坛的长期沉寂和明末江浙词坛的开始崛起有关;二是与明季的历史现实有关;三是由于清初的社会现实和词体特有的抒情功能相契合;四是缘于清代学术风气发生彻底变化的背景;五是基于清初词坛上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关于明季的历史现实相关主要是指明末士人对明朝走向衰败的痛定思痛的总结,有深刻的亡国之伤痛和沉郁悱恻之情,是对词在创作上的情感积累,以王沂孙、张炎为代表。其次关于受到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是指清初学术界就开始改变了明代学术的空疏风气,由过去的主观冥想转向重客观的考察,由重空谈转向重实践。改变了对词为艳科小道的偏见,认为词同样有兴观群怨的作用。 　　王易《词曲史》(北京出版社 1996年)中分析了清词振兴的原因,表明其己不满足于对清词发展现象的简单陈述,而是试图对清词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刘庆云、刘建国著清词《词曲通》(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认为清词中兴的原因尚有待从多方面探究,但有两点当可肯定:一方面从文学发展角度言,明词之敝为清词的创作提供了教训,不至于再重蹈覆辙,而在明、清易代之际,陈子龙、王夫之、屈大均等人的词作重现了词的美感特质,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无疑给了清人以极大启示。另一方面也从时代更迭及清朝的高压统治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来谈当时士人对不为统治者重视的词体的倚重。吴宏一《清词与世变、寄托的关系》(学术研究 2003年第2期)从世变与文学风气的变化之间并不对应的角度,考察清代词风的转变与明、清世变错位的事实,同时辨析清代词风流变与寄托之说的关系。邱阳《清词中兴原因再探》(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年10月)同样认为清词中兴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自明代实已开启词的复兴之端。政治因素只是诱发词的复兴的一个“契机”,词的内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才是清词中兴的更重要原因。此外比较有新意的是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满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对清词中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和人口的激增与出版业的繁荣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