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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冲突到合作长三角区域协调路径的思考 　　摘要：本文在总结了非合作走向合作可能性集合的基础上，从跨地市和地市以下两个空间尺度对长三角区域整合进行历史分析，指出：荀子的强人模式难以消除地区间冲突，哈贝马斯的交往对话模式也达不到整合的预期效果。认为：促进合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首要应从矫正地方政府不合理行为入手，在此基础上，组织结构分层和构建区域网络化管治体系也有助于成员城市间由非合作向合作演进。 　　关键词：区域协调； 地方政府博弈； 合作； 长三角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Ａ 　　 　　长期以来，以行政区划为沟壑的城市间、地区间的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现象层出不穷，各级政府“各自为政”的理性选择结果，却表现出整体上的发展无序和不理性，城市和局部地区所获得的短期收益往往是以区域不可持续发展、长期利益损失为代价。近十年长三角区域不协调问题表现尤为突出。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集体行动”的困境使长三角区域协调阻力重重。城市间、地区间合作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如何推动地区合作，促进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不仅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高层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区域协调的本质和核心是利益协调[1-5]，地区合作是多方利益主体尤其是地方政府共同博弈的结果，本文旨在寻找长三角地区16个成员城市由非合作走向合作的有效路径。 　　 　　一、非合作走向合作的可能性集合 　　 　　在博弈无处不在的现实社会，如何促进合作，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的确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从荀子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从罗尔斯（John Rawls）到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古今中外思想家、学者对此做出诸多创造性探索。 　　（一）荀子的强人模式 　　“强人”模式是指通过集权、强制性命令的方式促使社会合作的形成，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荀子?礼论》中指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近代著名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在冲突的社会中，强人们意识到冲突对自己不利，并建立集权政府，通过权威来促成合作[6]。1951年阿罗（Kenneth J Arrow）提出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即在尊重每一个个体自由、理性的选择前提下，社会偏好是无法通过个人偏好加总得到的。1970年森（Amartya Sen）旗帜鲜明地指出，帕累托最优原则与现代公认的个人自由原则间存在内在的不相容性，并指出要么采用决策独裁来成全帕累托最优原则，要么放弃帕累托最优原则来弘扬个人自由原则[7]。关于环境污染治理等，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认为，以自愿的方式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8]，言外之意，有效的环境保护需要强制性手段来实现。但在民主传统植根的西方国家，集权往往不为公众所普遍接受，集权虽然能够导致社会合作，可它也非常可能导致与冲突同样有害甚至更加有害的结果，因此，人们需要寻找比集权更合适的合作途径。正如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ord）所指出的，人们对“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中产生合作”这个问题更感兴趣[9]。 　　（二）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 　　1965年，奥尔森（Mancur 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在现实博弈中，由于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存在，使得公共物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所提供的只是一种集体性激励，既然集体性激励不足以让一个理性的人为了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那么选择性激励就很有必要。所谓选择性激励就是，如果你不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就不能得到或将失去东西。奥尔森从组织角度入手提出了选择性激励的三种途径[10]：（1）“小组织原理”，当一个组织或社会网络的成员较少时，其中某一成员是否加入对集体行动的成败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由于成员少，成员间有效监督变得更加可能。（2）“组织结构原理”，一个组织如果很大，那就必须逐级分层，在每个基层组织中，成员就能相互监督，是否参加集体行动与个人利益也能较好地挂钩，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小组织原理”。（3）“不平等原理”，组织内部在权力、利益、贡献和分配上都不能搞平均主义，一个人在组织中所获的权力和荣誉就有可能成为促使其为组织多做贡献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三）艾克斯罗德的无限期重复博弈 　　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ord）为实验设想了一个非常接近现实生活的2人m次博弈初始状态：（1）博弈者是多样的，理性或不理性、谨慎或投机、善良或邪恶，一切动机和心态都是可能的；（2）博弈回合相当多；（3）参赛博弈者也相当多；（4）博弈可以不择手段。通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