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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日据时代台湾自治运动及其的影响
简析日据时代台湾自治运动及其的影响
摘要:日据时代台湾民众为争取自身正当权益而开展民族自治运动,民族自治运动使当时的台湾人民取得了一些权利,尽管离真正自治相差甚远,但在此过程中,台湾人民获得了斗争经验,台湾社会也保留了部分自治元素。
关键词:日据时代;台湾;台湾自治运动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8―0117―02
1895―1945年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称为日据时代。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独裁统治,使台湾人民在政治、经济上遭受不公平待遇,引起台湾民众的不满。在台湾精英阶层领导下,岛内兴起了民族民主运动,主张在合法的前提下,实行地方政治改革。日据时代的台湾民族民主是台湾人民武力抗拒日本殖民统治的延续,迫使日本殖民者于1920年后实施地方自治,尽管有名无实,离真正自治尚远,但台湾人民在运动过程中取得了斗争经验,保留下来的自治元素也影响了1945年台湾政治的发展。
一、台湾总督府的统治
日本侵占台湾以后,在岛内建立起总督集权专制体制。1895年6月17日总督府在台北设立,日军将领桦山资纪成为台湾首任总督。总督是日本在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总代表。翌年1月,日本第十届国会通过法律第63号“关于在台湾实施法令之法”,史称“六三法”,以委任立法的方式赋予台湾总督制定和颁布“律令”权,使总督拥有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广泛职权[1]。作为摆设,总督府内设有评议会作为咨询机关,由总督任会长,总务长官任副会长,另由总督任命在台官吏7名、日人9名、台人9名充当评议会员,并无任何制衡作用,总督事实上成为台湾的独裁者。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虽以“内地延长主义”和“同化主义”相标榜,但台湾人民深受民族压迫,始终没有得到与日本人平等的权利,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者的差别待遇与民族歧视中萌生“台湾人意识”。台湾人民面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斗争。日本对岛内的武装抗日活动进行长期的残酷镇压,暴力反抗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难以有所作为,转而谋求体制内的非暴力抗争成为比较现实的选择。
二、台湾自治运动
1907年,林献堂在奈良邂逅梁启超,就反抗日本殖民统治问计于梁,梁根据爱尔兰抗英的事迹提出和平抗争的建议[2]。日后以林献堂、蒋渭水等为代表的台湾精英分子就是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路线来进行民族民主自治运动。
伴随着台湾的资本主义化,台湾民族资产阶级和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或在台湾本土接受西式教育,或负笈东瀛。至1922年,台湾在日本的留学生达2 400余名,他们大多学习政治、经济或法律,深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在台湾进步士绅林献堂等人的资助下,1918―1920年,林呈禄、蔡培火等人在东京先后成立启发会、应声会、新民会等组织,发行刊物,与岛内的知识青年汇合成一股新兴的力量,开始发动与领导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运动。
1918年夏,林献堂在东京与留学生会面,认为“六三法”是禁锢台湾人民的枷锁,必须早日去掉,获得与会人士的一致赞同。留日学生成立“六三法撤废期成同盟”,推林献堂为会长,要求撤废“六三法”,使台湾人民得与日本本国国民同样接受日本宪法的治理。“六三法”撤废运动是以同化主义为路向,取消特别立法制,将台湾纳入日本的法律系统,接受日本宪法的治理。台湾留日学生内部对此看法不一。明治大学的部分台湾留学生主张继续“六三法”撤废运动,林呈禄、蔡惠如等人则坚持自治主义。林献堂指出:“照理想当然要主张完全自治,但是政治改革需要实力,不能徒托理想,依我同胞目前之实力,只好要求设置台湾议会为共同目标而奋斗。”[3] 依照日本宪法,人民有依法请愿的权利,日本议会亦得接受人民所呈之请愿书。1920年11月28日,新民会在东京召开大会,与会人士达成共识,放弃“六三法”撤废运动,改而要求设置台湾议会。
1921年1月,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起草了请愿书,有178人参加签名,由林献堂领衔,向日本议会提出议会设置请愿书,要求“对于台湾之统治……速予种族均等之待遇,俾得实践宪政之常道。是即设置由台湾民选之议员所组织之台湾议会,使台湾民众仰体一视同仁之至意,均沾立宪政治之恩泽……设置台湾民选议会,付与对施行于台湾之特别立法及台湾预算之协赞权,俾能与帝国议会相辅相成,图谋台湾统治健全之发达。” [4]台湾总督田健治郎表示反对,认为要求设置台湾议会明显违背日本统治台湾的大方针,断不容许这种主张。日本贵族院决定不接受请愿。在众议院,请愿列入议程,但该院以违背“六三法”为由,认为请愿无审议的余地。虽然请愿失败,岛内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请愿可以激发台胞的政治认同感。
1930年6月,民众党以蔡式谷、蒋渭水、陈其昌为代表,向台湾总督府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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