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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中国专制主义社会及其的的特点 　　摘要：关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应在还原封建社会本义的前提下，明确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专制主义社会，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特点都与先秦封建社会相区别。 　　关键词：专制主义；实田以定赋；儒外而法内；社会是人际关系总和 　　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近来史学界展开热议，各抒已见，百家争鸣。自1949年以来，我们的历史教学和研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但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有两个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一是自秦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否封建社会，是否可称为“地主封建社会”；二是中国近代史应开端于何时，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否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与近代历史分水岭的标志。后者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前者，我已于2002年5月发表《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3期）及其后于2010年10月发表《中国专制主义政治的形成与发展》（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0期）两篇文章，较为详细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本文只是就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再简要地陈述几点浅见，“疑义相与析”，与同仁们交流。 　　一、应该还原封建社会的本义 　　首先要澄清封建社会的本义。老一辈的历史学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中国自秦汉以后至明清，一直定为封建主义社会，称之为“地主封建社会”，以别于先秦时期的“领主封建社会”。这种结论是否恰当，是否科学？封建社会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应该弄清楚才是。据我所知，“封建主义”一词自17世纪之后已流行于西方，几乎是所有西方学者们的共识，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发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袭了这个概念，并未改变其本义。封建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国家权力被分割，无集权的中央政府。西方学者所称的封建社会，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其特点是国王将其领土和政治、司法的统治权力、经济管理权，分封给下属的公侯，政治由他们自主治理，经济自主经营，即如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所言，“较大的国家政权分裂成较小的政治体”。中国在先秦的周代，周天子将其国土按“礼制”（即国之纪纲），自留一部分称为王畿，其余分封给同姓子弟和功臣，让他们各自建立大小不等的国家，自主管理其封地，受封者无论大小，概称诸侯。史籍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他们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其封地可以子孙世袭。这就是常说的“分封建国”，“封建”一词由此而来。 　　中国先秦时代，天子与诸侯将领地分区交给卿、大夫、士进行管理，称为“采地”或“采邑”。《礼记·礼运》云：“大夫有采地，以处其子孙。”东汉何休注解说：“所谓采（邑）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尔。”卿、大夫、士与天子、诸侯非同姓同宗，其子孙对采地不能世袭，只能收取田地的部分产物，其余上交。据《周礼·司勋》郑玄注：“（采邑）三分计税，王食其一也，二全人于臣。”这是就王室畿内而言，按封建“礼制”各诸侯国亦当如此。“采邑”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合一的最基层单位。 　　“采邑”一辞，英语为feud，由此而产生feudalism这个词汇。欧洲中世纪feudalism与中国先秦时代的“分封建国”极为相似。“条地制”为西欧采邑中耕地的经营管理方式之一种，其与中国周代采邑内耕地的经营管理方式“井田制”，外表形式不同，本质则完全一致，都是规定农民耕作范围、实行劳役地租，因此中国学者把西方的feudalism译为封建主义，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是很贴切的。秦汉以后则显然不同，与先秦社会进行对比，不难看出两者之区别，泾渭分明。所以，称中国秦汉及其以后为封建社会，或地主封建社会，显然是不恰当的。应当复原封建主义特定内涵的本义。秦汉以后的社会既然与先秦社会迥然不同，就再不能视之为封建社会或地主封建社会。或谓“几十年习惯了。约定俗成，不必更改”。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应当复原封建主义特定内涵的本义，既不可“率由旧章”，也不必“约定俗成”，理所当然要改变原来的观念，开拓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天地。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关系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理解的基本着眼点和结论，关系到怎样看待和分析在这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怎样认识那些长期影响我们现实生活与思想的主导意识和传统，怎样认定近现代民主革命和政治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把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不仅是因为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认识所致，更有其社会背景。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断定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随着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发展，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很有必要。 　　二、秦汉以后的社会是专制主义社会 　　中国社会在秦汉前后的性质有根本区别，如今已是许多（还不是全部）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