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理念下服刑犯同居权问题的研究.docVIP

社会管理创新理念下服刑犯同居权问题的研究 　　在社会管理创新理念指引下，服刑犯的同居权问题应该受到重视与关注。从理论上说，服刑犯同居权是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法原则的依据和体现，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自然延伸。服刑犯同居权的实现是保障服刑犯生理上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服刑犯配偶同居权实现的现实需要，更是监狱管理创新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有利于矫正犯罪。服刑犯同居权的实现，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要将服刑犯的受益面与监狱自身的实际相结合，最大限度保障服刑犯同居权的实现。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同居权；服刑犯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１２－０１３８－０４ 　　周光清（１９７４―），男，南昌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张兰馨(１９６５―)，女，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首度见之于２００４年６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２００９年底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领导提出将“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作为当时政法三项重点工作，社会管理创新就顺乎自然地成为法学界关注的重点。基于这一理念，推进服刑犯这一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特别是解决服刑犯的同居权问题，无疑成为监狱管理机关当前应当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文章拟就社会管理创新这一大背景下解决服刑犯同居权问题做一研讨，以示浅见。 　　一、同居权与服刑犯同居权之概念解读 　　同居权作为夫妻之间配偶权具体内容之一，在中外民法典、婚姻家庭法或者学说中，往往不是以同居权而是以同居义务的形式出现的，如１９４７年日本修订后的民法典第７５２条规定:“夫妻须同居，相互协力，相互扶助。”１９７０年修订的《法国民法典》第２１５条规定：“夫妻相互负共同生活的义务。”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老先生也认为：“同居义务，谓婚姻上之同居，非仅为场所之间隔，亦得成立同居……夫妻同居为夫妻共同生活之基础性要件，其义务为本质的义务……”[１](Ｐ２０８)。这些都说明同居义务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互负的法定义务，同居义务即为同居权利。我国现行婚姻法在修订时，对于是否规定“同居义务”，学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虽然修订后的婚姻法最终没有将“同居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但不少学者还是认为：“同居是夫妻间的本质义务，是夫妻关系的基本表现，是婚姻关系存在并得到维持的基本条件和表现。”[２](Ｐ２２７)这种夫妻双方互负的义务，一方较之于另一方而言，即为权利，因此，同居义务，同时也是一种夫妻之间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支持，[３]在几个有关法律的学者建议稿中，学者们大多主张我国应明确规定夫妻间同居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同居义务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同居权。 　　同居权的具体内容到底包含哪些，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夫妻同居权利义务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首要内容，二是夫妻共同寝食的义务，三是夫妻双方相互协力的义务。[２](Ｐ２２７－２２８)也有学者认为，夫妻同居权的主要内容，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来理解。狭义上理解，即为夫妻在形式上共同生活于同一场所；广义上理解，除狭义外，还包含：一是夫妻间的性生活，二是夫妻共同的精神生活，三是夫妻互负扶助的义务，四是夫妻共同承担对于其他家庭生活的义务。[４](Ｐ１３５)这可以说是一种近似通说的观点。还有学者认为，同居权是夫妻之间享有的、以性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身份权。[５]总体而言，“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权利”作为同居权的重要内容还是被学者所一致认可的。 　　具体到在监狱里服刑的犯罪人来说，由于其自身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但剥夺人身自由权并不必然就剥夺了同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７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同居权即是其中没有被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之一。但服刑犯在现实生活中的同居义务也难以履行，其同居权利自然难以实现。因此，对服刑犯而言，这种权利基于婚姻而形成的夫妻关系所产生，因其犯罪行为进而被执行刑罚使得同居权利的行使与同居义务的履行在实际生活中等同于遭到剥夺。 　　因此，就服刑犯而言，其同居权源于一般意义上的同居权，但仅限于服刑犯这一特殊的群体，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服刑犯同居权是指所有被判处刑罚的罪犯与配偶自由同居的权利；狭义服刑犯同居权仅指被判处刑罚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构（如劳动场所、看守所等）执行刑罚的罪犯与配偶自由同居的权利。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