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传统经济体制及其转型-精品·公开课件.ppt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第二个要素是改革的互补性。华盛顿共识一般来说拒绝任何局部改革。其基本思路是，任何局部改革都会为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寻租的机会，进一步的改革会对这些人造成威胁。因此，局部改革创造了反对进一步改革的利益集团，而全面改革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对局部改革的看法不这么悲观。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在改革的总和不确定的情况下，一切取决于改革的顺序。尽管一些局部改革确实可能导致改革过程的停滞甚至不必要的倒退，以其他局部改革作为起点却可能产生一个动力效应推动进一步的改革。这特别适用于改革的互补性很强的情况。对于华盛顿共识来说，改革的互补性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是大爆炸方式式的压倒一切的论据，这种方式同时全面地引进所有改革。对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来说，尽管互补性显然是重要的，只要可以用改革的顺序来产生继续改革的动势，互补性就不是压倒一切的论据。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第三个要素是政治约束。包括事前的政治约束与事后的政治约束。事前的政治约束定义为阻碍改革决策的可行性的约束，而事后的政治约束定义为决策已经制定并在看到结果以后的反作用和逆转约束。事前约束意味着对改革方案必须进行妥协，必须制定对受损者补偿的方案，或者意味着激进改革方案必须一拖再拖。与事前约束相联系的就是改革的是否可接受性。事后约束则通过试图创造不可逆转性来加以处理，与它相联的是改革的是否可逆转性。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因此，在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中，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事前的政治约束，也就是说改革的可接受性，与事后的政治约束，也就是说改革的不可逆转性之间谋求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的实现取决于逆转成本，早期逆转的期权值（option value of early reverse）以及改革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大爆炸式的改革策略在如下情况下是一个最优策略：各项改革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以至于局部改革会带来太多的阵痛（也即局部改革的收益很小），早期逆转的期权值几乎等于零，以及大爆炸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的收益很大。而对渐 进式改革来说，在以下情况得到满足时可能是最优的：大爆炸改革的预期收益为负、早期逆转的选择值足够高，以及局部改革带来的阵痛不是太大。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与大爆炸式改革策略相比，渐进式改革多了一个选择。在大爆炸下，人们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接受全面改革的结果。因此，当结果不好时，逆转的成本很高，而渐进改革则可以在初始局部改革后预期全面改革前景足够坏时选择逆转。大爆炸的高逆转成本从事后政治约束的角度看是一个优点，因为它降低了已进行改革的逆转的可能性。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从事前政治约束的角度看，高逆转成本可能与维持现状相比不具吸引力，甚至是不可接受的。而渐进改革在局部不确定决策后，多了一个早期逆转选择，它可能易于开始。另外，如果渐进改革的顺序正确，也即第一项改革不仅能够产生大多数人的收益，而且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关于未来改革的信息，这些大多数人就会有动力来进一步推进改革，改革的互补性在这种动力效应下不再像华盛顿共识强调的那样绝对重要。 三、动力效应与改革顺序 渐进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项改革产生的动力效应提出的改革顺序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支持者来自于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随着新兴企业和部门发展起来的，他们是改革的支持力量。正确的改革顺序，应该是先发展这种私有部门，然后再进行国有部门的改革。如果改革的顺序恰当，在改革当中就会不断地产生改革的受益者的利益集团来支持改革，如果不注意顺序，一开始就造成了许多受损者，他们就会阻碍改革。 动力效应与改革顺序 有一些政治家就认为，应该先实行国有企 业的改革，而不是发展私有部门，实际上结果正好相反，先发展私有部门才是最优的。我想要强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支持改革的利益集团，它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新兴企业和部门的产生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改革结果，都需要时间。 四、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的主要倡导者雷默认为，中国正成为吸引其他国家的模式，向其他国家提供其自身发展的观念，这可称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它正从三个方面扩展其能量。其一，具有某种反弹的动力能量；其二，通过本地化使效仿者在本地实现增长的连锁反应；其三，中国的经济崛起犹如磁石吸引铁屑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经济利益一致起来。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求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试图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同时、又希望保持独立和保护本国国情与政治选择的国家来说，中国提供了一条新路。 北京共识的特点 （1）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2）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和兼容性，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