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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调节我国贫富差距的对策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当前税收调节贫富差距能力不足的原因，提出改进税种设计、调整税制结构，以增强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微观能力、结构能力，使税收政策更好地发挥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关键词：税收调节；贫富差距；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0-02 　　一、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现状 　　（一）税种设计的局限性及缺陷与税收的微观调节能力薄弱 　　1.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累退性产生逆向调节效应 　　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构造都强调税收中性，采取了比例税率形式，具有累退性。尽管在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制设计中纳入了一些调节收入分配的因素――如对部分生活必需品实行13%的增值税低税率等，但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增值税、营业税总体上对贫富差距的逆向调节效果。 　　2.消费税对高消费者的收入调节力度不够 　　一方面，当前消费税征收范围依然偏窄。某些高档消费品与奢侈品，如高档滋补品、高档皮装、高档家用电器、保龄球等都被排除在外，难以充分发挥对高消费者的收入调节作用。另一方面，现行消费税的税率结构也不尽合理。部分生活常用品的税率偏高而某些奢侈品的税率却较低。例如，化妆品的税率高达30%，但金银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的税率仅为5%。这种税率结构削弱了消费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3.个人所得税“调高、扶低、扩中”的调节能力较弱 　　个人所得税是与个人联系最密切、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最直接的税种。通过多次调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改善其收入的65%来自于工薪阶层的不公平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公平缺失的严重性，导致这种小的“修补”改革根本无法有效“撬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功能（周全林，2010）。尽管改革后的个人所得税发挥了一定的“扶低”作用，但在“调高”和“扩中”上作用不大。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税制设计缺陷： 　　一是分类所得税制模式不合理，无法全面衡量个人的总体纳税能力。这导致收入来源多、总收入水平高的高收入者税负偏轻，而收入来源相对较少、总收入水平一般的普通工薪族和中产阶层税负偏重。二是征税范围欠宽，存在“空白地带”，如各种附加福利与资本利得。由于附加福利与资本利得大部分为高收入者所获得，因此，对它们不征税不利于“调高”。三是工薪所得扣除标准不科学，存在“一刀切”现象，没有考虑家庭赡养人口数量、家庭成员收入状况等因素的差异。四是税率结构设计扭曲，财产性收入税率偏低。目前我国各类财产性所得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而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都适用超额累进税率，两者的最高边际税率分别高达45%和35%。可见，财产性所得税率是相对偏低的。这种税率结构不利于调节高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 　　4.房产税对个人房产的调节功能严重不足 　　当前，除了上海和重庆正进行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外，其余地区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只限于城镇经营性企事业单位的房产，以及个人营业性用的住房和各种租用的房产，而对于规模庞大的城市私人住房和广大农村的房产都不在征税范围内，这造成了房产税征税范围过于狭窄。 　　（二）税制结构的失衡与税收的结构调节能力弱化 　　1.流转税比重过高而所得税与财产税比重偏低，削弱了税收的分配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跛足”状态：流转税一直在主体税种收入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所得税的收入规模则始终过小。而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所得税比重普遍较高，美国甚至达到了63.96%。另外，我国财产税的规模也偏小。所得税和财产税规模均较小，自然导致了直接税比重偏低。具有累退性的流转税比重过高，而再分配功能较强的所得税和财产税比重都偏低，这导致我国税收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显得比较乏力。 　　2.流转税系中消费税比重偏低，矫正增值税和营业税逆向调节的力度较小 　　在我国流转税系中，增值税占全部流转税收入的比重长期超过50%；营业税的比重也较高，大约占25%。消费税占流转税总收入的比重一直不高，尽管近两年有所上升，但比重仍然很小。而在其他实行“一般商品税为主、特殊商品税为辅”的国内商品税的国家，其特殊商品税占国内商品税的比重多为30%左右。显然，我国特殊商品税――消费税的占比偏低。其直接结果就是制约了消费税对高消费者的收入调节作用。 　　3.所得税系中个人所得税比重较低，且社会保障税未开征，降低了所得税的调节功效 　　从我国所得税系的税种搭配看，所得税主要是以企业所得税为主，个人所得税规模偏小，个人所得税占所得税比重在大部分年份都低于30%，甚至还一度出现下降趋势。而发达国家的所得税一般都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企业所得税比重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