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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特权问题的研究 　　基本概念界定 　　 　　记者特权(The Reporter’s Privilege)有很多不同翻译或相近似之名称，如记者拒证权、记者豁免权、保护消息来源权、记者作证特权、记者拒绝作证权等。传统上，美国普通法赋予律师和当事人、夫妻、牧师与忏悔者、医生与病人之间免于强制作证的权利，虽然有很多例外情形，但这一权利仍有法律保护，起初记者特权并不包含在其中。今天，主张新闻记者特权的规则已经通过数百个判例中的法律解释被很好地建立起来了。 　　不同学者及法律工作者对“记者特权”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界定： 　　美国学者奥弗贝克(Overbeck)表示：“特权意味着记者在法庭或其他官方信息收集渠道中免于作证的权利，而作证是普通公民的一项义务。” 　　彭伯(Pember)教授在《大众传媒法》一书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些法规：它要求记者与需要信息的各方分享有价值的信息，但是，这种分享仅仅是在迫不得已的极少数情况下，即没有这种合作，便会导致严重损害。这些法规被称为记者的特许权。” 　　英国学者萨莉?斯皮尔伯利认为：“其体现在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中的言论自由权利要求，任何对相关信息来源提供者的身份进行披露的命令都必须仅限于在某些例外的情形下进行适用，其时至关重要的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将受到威胁。” 　　美国新闻记者自由委员会(RCFP)在其官方网站将其定义为：“拒绝作证的权利，它允许记者保护其秘密消息来源。” 　　美国马萨诸塞州法院持如下观点：“新闻记者并不比其他公民多拥有一个具有宪法基础的证据特权。没有这样的制定法特权，也没有法院规定的特权规则。但是我们承认，基于普通法的原则，否认大陪审团发给新闻记者的传票的效力是符合正义的。” 　　西南政法大学的高一飞教授认为：“拒证权的内容分为四个方面：(1)拒绝公开信息来源身份；(2)拒绝开示可能曝光提供者身份的信息内容；(3)拒绝接受询问；(4)拒绝接受搜查、扣押。” 　　仔细推敲这些定义，它们似乎又提出了很多问题。谁是记者?只有记者有此特权?此项特权的范围如何确定?国家权力机关包含哪些部门?何类案件中记者才享有此权利?秘密信息的范围如何确定?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记者特权的核心即拒绝作证的权利，如非要下个定义，可以称之：为保护新闻自由之目的，新闻记者有在国家权力机关面前拒绝提供其掌握的秘密信息的权利。其内容包括拒绝透露已披露及未披露信息之来源的权利。 　　 　　记者特权背后的冲突 　　 　　新闻记者进行报道或进行调查性报道，就像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战争中有情报人员向记者通风报信，使其掌握机密信息，从而才有取得辉煌胜利之希望。记者自然期望能有不向外界披露消息来源的特权，而司法官员却持坚决反对态度，因为掌握确切证据是进行公正审判的前提。两者之矛盾可谓旷日持久。 　　在美国，记者争取特权的运动绵延近两百年，很多记者以身试法，甘愿为信念入狱。而我们跳出一系列具体个案的纷纷扰扰，透视其背后的理念冲突与现实冲突，可能会更好理解记者特权的真谛与精髓。 　　 　　(一)不同职业之间的冲突 　　法官的职业荣誉要求其公正判决，对各方的利益进行调节，运用法律为各方寻求利益平衡点。绝对的公正判决可能不存在，但相对公正判决的前提之一即是对大量证据的掌握。如果记者成为唯一的证据来源，并拒绝透露其掌握的秘密消息，此时法官的活动就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公正之审判的达成可能就会受到损害。因此，从法官的职责要求角度进行分析，必须要求记者透露其秘密消息，某些案件的律师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也会要求记者作证。 　　而记者的职业荣誉感要求其保护消息来源，第一个因拒绝披露消息来源而入狱的《纽约先驱报》的约翰?那根特就曾说：“我觉得自己有不披露的义务。”通常情况下，知情者会与记者达成不透露其身份的协议，这也成为记者拒绝透露消息来源的原因之一。在最普通的层面，记者特权可以说是两种不同职业之间的冲突，不同行业的从业者有不同的职业要求或行业准则，当两者相遇而无法调和之际，冲突在所难免。 　　 　　(二)美国宪法修正案之间的冲突 　　第一修正案通常称其为表达自由条款，如果记者无拒绝作证特权，可能会造成一种“寒蝉效应”，掌握深度消息而又不方便透露身份的人士必会有所顾虑。而第六修正案规定了在刑事案中被告有“以强制程序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的权利。第五修正案亦有“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之规定。传统上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获得有利于己的证据是具有重大的利益的，其他利益不得与之相抗衡。 　　这就在第一与第五、六修正案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张力，关于其冲突的权威答案来自于怀特大法官在“布莱兹伯格案”中的判决：“到目前为止，惟一的一个对于非官方证人的证据特权是第五修正案的‘禁止自证其罪’原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