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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医学化及其超越青少年网瘾医学化问题再的研究 　　摘要：“医学化的实践主体”和“医学化的实践对象”两个分析范畴在达成对医学化问题的有效社会认知过程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通过对一家网络成瘾医学化专业治疗机构的实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医学化的临床实践特征带有“被动医学化”的深刻烙印。青少年网络成瘾者在医学化的实践主体作用下被动接受网络成瘾治疗的同时，以各种抗争行为回应被动医学化进程，由此产生了多种未预结局。这些未预结局对基于被动医学化模式的网络成瘾临床干预实践构成了有力挑战，从而将探索网络成瘾非医学化社会应对模式提上日程。 　　关键词：医学化实践主体；医学化实践对象；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未预结局 　　中图分类号：C919；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12-0069-08 　　一、引言 　　2008年11月8日，由北京军区总医院牵头制订的我国首个《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简称《诊断标准》）经由媒体向社会颁布。《诊断标准》出台后，一时间在国内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时至今日，作为国家卫生政策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仍未就《诊断标准》的存废之争给出过明确定论。尽管《诊断标准》尚不足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行业规范，仍不妨碍我们将该标准的高调问世视为我国网络成瘾医学化发展历程中的一道分水岭。 　　事实上，所谓“网络成瘾”是一个存在着广泛争议的概念。目前，国内外有关网络成瘾现象的相关概念界定包括：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IA）、网络成瘾障碍（Intemet AddictionDisorder，IAD）、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有问题的网络使用f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计算机依赖（computer dependency）、上网依赖（On-linedependency）、“冲动一强迫性网络使用障碍”（Impulsive-compulsive internet usage disorder，IC-IUD）、过度使用网络（Excessive Internet Use）、网络滥用（Internet Abuse）或网络依赖（Internel Dependency）等。不同界定侧重点各异，但其基本含义并无实质性冲突。抛开网络成瘾概念命名的分歧不谈，我们发现，在公众、媒体和学界的共同作用之下，“网络成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的一部分，并且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各学科不约而同都将青少年网民群体视为中国网络成瘾问题的重灾区。 　　目前，我国究竟有多少青少年网络使用者存在着所谓的“网络成瘾”问题？严格来说，这是一个任何个人和机构都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首先，网络成瘾概念本身及其测量标准存在争议；其次，从技术上来说，除了对青少年网民群体进行普查之外，几乎无法确定有效抽样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可以用于推论总体的随机抽样调查。因此，公众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网瘾青少年统计数据不过是一些估计值或参考值，而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数据。例如，《2009年青少年网瘾调查报告》宣称，我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约占14.1%，人数约为2404.2万。其中18-23岁的青少年网民中网瘾比例（15.6%）最高，其次为24-29岁的网瘾比例（14.6%）以及13-17岁的网瘾比例（14.3%）。2009年调查的总体范围是“我国30个省会城市（不含乌鲁木齐）6-29岁的青少年网民”。然而，该报告并没有明确说明其所采用的网络成瘾界定和测量标准。 　　学术界对于网络成瘾相关问题的研究多以针对网络成瘾者的问卷调查为主，“用数据说话”一直是学术界回应网络成瘾现象的主流范式。由于缺少深入的参与观察研究，诸如网络成瘾医学化机构的运作与实践模式、网络成瘾医学化的社会进程导致了怎样的社会后果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笔者的实地研究经验表明，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网络成瘾医学化问题，有必要明确区分“医学化的实践主体”和“医学化的实践对象”这样一对分析范畴。所谓医学化的实践主体，是指包括医生、制药公司、媒体和NGO等利益相关方在内的推动某种越轨行为医学化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集合体。医学化的实践主体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有助于凸显推动医学化进程的实践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而医学化的实践对象，则专指被视为医学干预目标的特定越轨行为者群体。简而言之，医学化的实践主体致力于给特定越轨行为贴上医学化标签，而医学化的实践对象则是被贴上医学化标签并需要接受针对性治疗的受体。 　　在医学化的实践主体与医学化的实践对象能够就医学化进程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