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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实证的研究 　　[摘　要]尽管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在立法层面受到重视，但是在实践中被告人并不积极的行使这一权利，最后陈述的内容亦鲜见实质意义。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这种实践样态，与宏观层面的刑事诉讼目的和构造，中观层面的定罪量刑程序模式以及微观层面的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保障规则都存在紧密关联。未来被告人如何实践最后陈述权，即取决于此三个制度层面的相应改变。 　　[关键词]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实践特征；制度根源 　　[中图分类号]DF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0)06―0131―05 　　 　　一　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与实证材料 　　 　　从法律上讲，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可谓相当重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不仅被告人最后陈述被设计成刑事审判中继法庭调查、辩论终结之后，评议、判决之前的一项独立的程序，而且明确规定即便适用简易程序，此一权利也不得被简略；不仅确立了较为详细的践行这一权利的程序规则，而且明确了被告人行使最后陈述权可能导致的程序后果，并规定了法院剥夺或者限制这一权利的程序性制裁措施。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关于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规定与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相比，至少在重视程度上并不逊色。 　　或许正因为这种立法的重视姿态，使得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在理论研究中备受冷落，研究和关注这一权利的著述相当有限。但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关于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仍然存在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法官是如何对待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辩护律师是否重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最后陈述究竟有没有实质性效果?实践中的被告人最后陈述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特征?随着制度的变迁，未来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等等。 　　鉴于此，笔者将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展开实证分析。本文赖以为基础的材料是50个以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庭审笔录，这50个案件的庭审笔录均取自中国法院网的网络直播栏目，属于中国法院网自2003年5月到2009年4月30日直播的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的一部分，涉及被告人77人，案件的地域范围覆盖北京、上海、安徽、江西、四川五省市，涉及的管辖法院包括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专门法院，案件类型既有认罪案件也有不认罪案件。 　　 　　二　如何陈述：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实践运作特征 　　 　　从性质上讲，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主要是(但不限于)一种辩护权。从立法目的来讲，赋予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也是希望在充分尊重被告人人格尊严的同时，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并对旁听民众起到一种特殊的教育作用。但是从中国法院网直播的50个案例来看，被告人似乎对这种最后陈述权的行使并不热心，最后陈述的辩护属性亦体现得相当不充分，审后感言和求情式的非事实性陈述占据了绝大部分，一些案件中的被告人甚至在最后陈述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见表1、表2)。 　　 　　 　　(一)权利行使的消极性：弃权与一句话陈述 　　被告人行使最后陈述权具有的消极性主要体现在：大量的被告人直接放弃了这一权利，而即使行使最后陈述权的被告人中相当一部分也往往倾向于以“一句话陈述”了事，即便是被告人作无罪辩护时亦是如此。 　　在中国法院网直播的50个案件中，典型的弃权方式为最后陈述时直接说“没有”，其他弃权方式则有“没有要说的”、“没有其他意见”等。其中在50个案件的77个被告人中，以“没有”作为最后陈述的有22人，以“没有要说的”、“没有其他意见”的有4人，两者合计占到总人数的近34％。此外，从没有弃权的被告人的陈述形式来看，诸如“请求法院对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知道错了”、“坚持我当庭发表的意见”、“和我刚才的意见一样”等“一句话陈述”又成了一些被告人的主要选择，在未弃权的41个被告人中有9人采取了这种一句话陈述方式，占被告人总数的近12％，占未弃权总数的近22％。 　　从被告人弃权和“一句话陈述”的比例(46％)可以明显的看到，接近一半的被告人似乎并不将其作为一项能够带来收益的权利来对待。值得强调的是，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不认罪即作无罪辩护的被告人，典型的如20号案件即“肖坤田／邓交云涉嫌抢夺案”，在该案中，两被告人均不认罪，但是在最后陈述时，两被告人却都对此只字不提，被告人肖坤田直接回答“没有”，被告人邓交云则来了一句“谢谢审判长，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二)陈述内容的非实质性：审后感言与求情 　　陈述内容的非实质性体现在：涉及案件事实的最后陈述相当稀少并鲜见实质意义，绝大部分最后陈述在内容上都属于非事实性的审后感言或求情。 　　以中国法院网直播的50个案件为例，一方面，涉及案件事实的最后陈述比例很低，并且法律意义不大。在涉及的77个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中，涉及案件事实的陈述仅有13人，占总人数的比例不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