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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特殊性的研究 　　 摘 要：村民自治作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探索和创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对于西北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研究，目前尚明显不足。西北民族地区因为其地理、文化、经济和制度上的特殊性，在村民自治建设过程当中自然有其独有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落后而且参差不齐的经济、复杂的民族情况、独特的历史传统、落后的教育、突出的宗教文化。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特殊性研究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村民自治；西北民族地区；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038-04 　　 　　 中国当代的村民自治，始于1979―1980年广西宜州市南屏乡合寨村[1]，这种通过投票选举村委会成员，然后由村委会通过的村规民约来实施村务管理的办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办成了很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1982年的宪法中，村委会被定位为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年全国人大颁布了《村委会组织法》，从而开始了一系列农村基层组织民主建设的过程，经历了几十年的深入发展，再加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日趋完善和社会主义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极大促进了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由于西北民族地区一系列独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们对于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特殊性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意义。这也是西北民族地区政治建设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观要求。 　　 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研究，重点关注西北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问题，首先通过分析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影响因素：特殊的经济结构、自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地区受教育情况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性，从而在整体上对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应用治理理论，对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问题的化解对策作系统深入探讨。 　　 一、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特殊性 　　 对于拥有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84个自治县（旗），占全国71.9%的少数民族人口的西部地区来说，其村民自治的民族性显得尤为突出，宗教和文化都与我们平常所接受的信息有着很大的出入，而相较于最先开发的中东部地区来讲，其经济发展也显得比较落后，这些因素也就构成了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特殊性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这也是本文研究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特殊性的出发点。 　　 （一）特殊的经济结构对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产方式决定论，即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相应的制度存在[2]，对我们研究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实施有着很重要的理论价值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村民的生产方式的研究，再结合当地的自治实施过程，就可以在客观上对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实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进而为我们研究这一地区民主发展状况提供依据。 　　 1.对村务管理实施过程的影响。对于西北地区的基层经济，我们能够想到的而且现行比较普遍的就是牧业经济，伴随着村民自治多年来的实施，西北地区的基层经济建设也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借助我们对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调查分析，就可以得出一些明显的信息。通过对海北州的刚察县哈尔盖镇查拉村、海晏县哈勒景蒙古乡哈勒景村、海晏县三角城镇三角城村等几个村的500户农牧民的入户调查，汇总材料得出该地区的村级经济主要分为户经济和村集体经济。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察拉村，通过采访得知，所谓的户经济就是集中经营，集中经营就是3~6户把草场、牲畜全部集中起来，由一户来经营那些草场、牲畜，其他人可以出去打工。按集中后草场的承载力分配草场，多的羊卖掉，剩下的草场出租、承包，年底分红。而村集体经济则是在自治过程中，适应经济需要而慢慢出现的，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现在的集体经济大部分村都普遍采取牧家乐、草场出租和屠宰场的建造，具体的实施状况可以通过察拉村的情况得以了解。该村集体经济的出资方式主要是国家项目、村里集资两种，比例分别是8∶2，按户收钱，一次掏1 000元~1 200元，成为股东并分红，牧民自愿交钱，非摊派，提前宣传好，掏的多，分红多。还有一部分就是由村里成立集约化公司，由那些人脉好的成立一套管理班子，具体由经理、财务管理人员和总管（什么事都管）组成，这些都是通过村民投票推荐的，职工则主要由本村人构成。 　　 由于集中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普遍存在，容易造成那些因为经济原因而结合在一起的村民构成一个个的小集体，在选举过程中就比较容易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出现拉帮结派的现象。另外财务问题也是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许多矛盾都从这里引发，多数情况下，不是因为财务不清，账目不明，而是公开不及时，透明度不高，群众有疑问造成的[3]。为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察拉村专门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每月底都对村里大小账目进行审核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