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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生态脆弱区居民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 　　摘要：对流域微观主体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有利于流域内生态补偿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实现全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适合生态脆弱区实际的生态补偿意愿属性指标体系，利用选择实验法，对石羊河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对900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多项式Logit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在自然景观比例、旅游指数、沙尘天气数、森林覆盖率、草地覆盖率、旱生植物面积、水量、水质以及家庭支出9个生态环境属性中，除旅游指数外，其他8个属性均显著影响受访者选择；边际支付意愿较大的属性分别是：自然景观比例、森林覆盖率和草地覆盖率；石羊河流域居民针对现状变化最佳改善方案的平均支付意愿为每年572.62元/户，全流域每年的支付意愿为2.8亿元。 　　关键词：石羊河流域；生态脆弱区；生态补偿意愿；选择实验法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111-07 　　引言 　　生态脆弱区即从一种生态景观向另外一种生态景观过渡的界面区域，具有敏感性、不稳定性和摆动性的特征[1]。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存在大面积荒漠草原、内陆河岸绿洲以及农牧交错带，均属典型的生态脆弱区。近年来，由于人为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西北内陆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灾害，如水土流失、草地沙化、石漠化、河流断流、沙尘暴等。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退化现象严重，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这些地区实现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2]。生态补偿能够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因此被认为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生态补偿研究中，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研究的核心和难点问题之一[3]。理论上可参照四个方面的价值进行生态补偿标准的初步核算：按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和机会成本计算；按生态受益者的获利计算；按生态破坏的恢复成本计算；按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计算[4]。实践中，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补偿一般是根据生态建设中农户从事生态建设的投入和耕地的收益，选取一定区域内的平均水平作为标准，对农户进行补贴。由于地区耕地产出能力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目前实行的“一刀切”的生态补偿标准越来越不能抵消农户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而且还带来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5]。因此对于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行为研究，尤其是考虑利益相关者的生态补偿意愿是采用生态补偿方法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6]。本文对生态补偿相关政策进行了情景模拟和分析，运用选择实验法对石羊河流域居民进行实地问卷调查，通过对其生态补偿意愿的分析，以期对生态脆弱区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文献综述 　　我国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生态补偿的概念[4]、机理[7]、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测算[8，9]以及流域[10]、矿产资源[11]、森林[12]、自然保护区[13]等不同类型生态系统补偿机制框架设计和补偿效率探讨[14]。其中，对于生态补偿参与主体选择行为的分析是目前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其研究方法大致有两类：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和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 method， CE）。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的案例，如张志强等[15，16]利用支付卡式以及单边界、双边界两分式CVM方法对黑河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的研究；梁爽等[17]利用开放式CVM方法对北京密云水库周边三个镇农户的调查研究；葛颜祥等[18]利用CVM方法对黄河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意愿的分析；李芬等[19]通过投标卡式CVM对鄱阳湖三个县农户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的分析；郑海霞等 [20]利用支付卡式CVM方法对金华江流域居民平均最大支付意愿的估算；蔡银莺等[21]利用支付卡式CVM方法对武汉市26个村庄农户受偿意愿的分析；徐大伟等 [6]通过支付卡式CVM方法对辽河中游地区7个主要城市居民，针对同一受访者同时测量其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余亮亮等 [22]利用投标卡式CVM方法对湖北省麻城市11个村庄农户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利用选择实验法的案例，如徐中民等 [23]利用选择实验法对黑河流域额济纳旗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的探索；马爱慧等[24]运用选择实验法对武汉市4个中心城区和4个远城区市民和农民支付意愿的分析。 　　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选择实验法（CE）都属于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 method， SP），即都是通过受访者对一些假想情景问题的回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