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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同自由的原则及其限制 　　【摘 要】本文从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发展、内容，限制合同自由的必要性，我国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采纳和对其限制的措施等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在当今社会只有对形式上的合同自由进行限制，使其与合同正义这一合同法的价值追求相统一，才能回归合同自由之真义，实现实质的合同自由。这不仅不会动摇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而且是对其发展的促进；期望通过本文对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的理性理解有所启发。 　　【关键词】合同自由；原则；限制；合同正义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 　　合同自由作为民商法私法领域三大原则之一，早在罗马法时期（约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6世纪中叶）就已经初具雏形了，但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出现则始于近代民法。从15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封建的身份关系和等级观念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个人逐渐从封建的、地域的、专制的羁绊下解脱出来而成为自由、平等的商品生产者，这就实现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特别是到了18、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自由主义思想大行其道，契约自由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804年，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国民法典》中最早得到确认。该法典第1134条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种合同，只得根据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撤消之。”①至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特别约定终于获得了与来源于公共权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合同自由正式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提升至了法律的高度。②此后，西方各国——包括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相继在各自的法律体系下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 　　二、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的采纳及内容 　　（一）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的采纳 　　当合同自由原则正在西方孕育生发甚至开花结果之时，我国却仍处在封建统治的漫漫长夜，这就造成合同自由原则由“初露端倪”到最终被确立，着实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据历史学家考证，早在西周，我国就有了关于动产关系的契约，③但在之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民刑合一，根本没有完整的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的法律地位就更谈不上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合同法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合同的出现和合同自由原则的采纳却是一波三折。直到1999年，在征集了各方意见之后，统一的《合同法》正式颁布。其中，第四条明文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至此，合同自由原则才在中国正式被确立下来。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 　　在现代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第二，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第四，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即当事人依法选择适当合同形式的自由。第五，协商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以上这五点，是对合同自由原则内容的一般理解。当然，更广义的合同自由原则还包括当事人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的自由、在诉讼中对管辖法院的选择，甚至对适用法律的选择等等。 　　三、限制合同自由原则之必要性：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的冲突与平衡 　　在对合同自由内容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针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每一方面具体内容，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制——或许来自法律，或许出自社会实际。我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问：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曾经风光无限的合同自由原则是否已经衰落？合同到底是不是自由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想引入合同正义这一概念。 　　（一）合同正义 　　所谓合同正义，又称为契约正义，按照王利明先生的观点，是指合同当事人应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缔约和履约，合同的内容应体现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合同当事人一方不能滥用其经济实力或权利而损害另一方利益。④可见，合同正义的内容正是为了保证缔结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处于平等地位，从而能真正自由地缔约和履约，以达到真正的合同自由。 　　（二）合同自由的寻找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合同自由”呢？ 　　合同自由作为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也就是形式上的合同自由和实质上的合同自由。具体来说，形式上的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合同法律效力的唯一来源，只要当事人之间形成了合意，不论合意的内容如何，是否是当事人内心的真实写照，双方利益关系是否平等，都无一例外地按照既定合意内容作出履行。即使在履行过程中发生情事变更，只要当事人未以新的合意明确取代原先之合意，合同的效力依然不受影响。而实质上的合同自由则要求不仅 　　要注意当事人间是否在外观上有意思表示的一致，并且应当关注当事人意思形成时的主客观条件与环境，关注维持该项合意是否有助于利益平衡，是否剥夺了他人的自由。 　　可见，形式上的合同自由是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