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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生成的模式之转向 　　由于我国农村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农村金融制度一直未能够成熟起来。有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流动是构建合理农村金融制度的一条途径。本文就是在此立场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建设中制度的供给模式进行探讨。 　　 　　一、我国农村金融的制度供给及其特点 　　 　　就社会经济的推动力而言，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作用是首要的。诺思就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实际上，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动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制度经济学派重视分析制度供给均衡。货币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总是在制度变迁的框架内进行；而制度变迁的基本规律就是从制度短缺到制度供给、再到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平衡。 　　我国农村金融现行供给制度可以概括为“以国家强制主义为核心的行政主导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强大政府对弱小市场的控制，客观的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市场自身的制度需求被强大的权力所扭曲。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供给途径上以强制性供给为主，自发性供给为辅。 　　强制性供给和自发性供给是制度供给的两种基本途径。前者是指为了特定的经济或其他目的，制度供给者自上而下地改变原制度或推行新制度，以此改变原有的经济格局或运行模式，从而实现制度变迁。后者是指制度实践中新的获利机会引致新的经济形势，而新的经济形势引发与之相适应的新制度的出现，是一种从实践到规范的、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制度供给方式。在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中，制度的创新发端于竞争性组织对预期收益机会的捕捉，由于竞争性组织对信息的了解非常充分，新的规则和制度往往具有更高的适应效率，制度创新的成本较低、效率较高，制度的有效弹性也就高。历史和现实以及国内和国外的情况都表明，农村中的民间金融活动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止过，这表明正规金融市场存在着缺失。 　　我国农村金融的制度生成情况虽然比较复杂，但明显的特点是强制性供给乃是其最主要的方式。不管金融市场如何发展，国家仍然是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最大主体，市场运行仍然受国家的直接控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整个农村金融的制度供给开始出现一些层次较低、非主导性的制度，但较之国家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其规模和质量仍显弱小。 　　 　　(二)在供给主体上以中央政府为主，以其他主体为辅。 　　从主体角度分析，制度供给者一般包括政府(含中央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在中国，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式的政府，政府的巨大能量至今仍然是市场发展所不能抗争的。市场中的某些领域几乎仍然是“政府(国家)在安排一切”。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和政府政策等外力推动所导致的结构变迁，更多的是外在的和形式上的，缺乏内在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其实从建国以来我们除了感受到国家作为制度供应者的强大力量外，几乎很难感受到其他社会组织与个人作为市场主体的存在。因此，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是主要的制度供给主体，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是其主要的变迁形式。事实上，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在掌握潜在借款者信息方面并不比私人放贷者拥有优势，在贷款的监督和实施上更可能处于劣势。 　　 　　(三)在价值追求上以改革目标为主，以市场目标为辅。 　　某种制度所追求的价值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一制度的命运。但同时制度的价值取向不能脱离制度现实情况和弥补本身缺陷之需要。市场经济制度价值是个体利益、良性竞争和市场效率。反观我国农村金融的制度供给在价值取向上早已经与现实和经济制度本身需要相去甚远。在这样的价值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与市场本源性的价值追求格格不入。 　　 　　(四)在建设手段上以政策管理为主，以法律规制为辅。 　　一国金融体系的形成事实上受到该国法律体系的制约，两者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强制性制度供给者可以采用多种手段来建设制度。由于中国农村金融的种种制度基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浓厚的背景中生成的，天然缺乏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变迁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自政府与农村市场结合以来，政府一直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利用行政政策来建设相关市场。尽管我国政府在农村经济领域也倡导并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法律制度，但这种“法治”亦流于形式，甚至于不是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与制约，有时是对其权力的确认与强化。中国农村金融建设中的政策管制与法律规制相比，前者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实质上一直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控制和建设的市场。 　　 　　二、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生成模式之转向 　　 　　由于我国农村金融的制度供给是“以国家主义为中心、以行政控制为主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