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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三国志注文学的研究 　　摘 要:裴注突出的文学特点在史注中是极为特殊的。它的成因既和裴松之本人在选材过程中重视文采,追求史注的文学审美特征有关,同时,又与魏晋史学创作思想转变以及文史合流的独特时代背景有关。裴注对后世叙事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三国志注》;文学特点;成因;文学影响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10-03 　　 　　陈寿的《三国志》是记录三国史的重要史籍,然而,它也存在着“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缺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它的注释者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提出了“补阙、备异、惩妄、矫缪、辩失”的注释原则。[1]通过裴松之的补充和纠谬,注文紧紧地依附于《三国志》,成为了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前代以训释名物为主的注史体例相比,虽然裴松之并不完全排斥训诂式的注释,但他“以事注史”的方法体例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变化不仅丰富了《三国志》的史料,其文学价值同以前的史注相比也更加鲜明。就叙事而言,它带有志怪小说的风格,充满虚构性、戏剧性和趣味性;就其写人而言,它通过动作、神态、语言、典型事件等手段刻画人物,从而表现出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 　　但是,由于裴注引用了很多杂传,因此在裴注史料的文学价值的评价问题上,人们产生了较大争议,而这些争议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裴注文学价值的正确认识。所以,要正确看待和评价裴注的文学性,首先需要我们放下历史的争论,重新回到历史背景中去审视裴注的这些文本出现的原因。因此,笔者拟对文学特点的成因及其文学影响作一考察。 　　一 　　裴注本身具有文学上的许多特点,其实在前代学者的批评中就已有所注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巫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类。”[2]刘知几《史通#8226;补注》云:“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3]《四库提要》和刘知几虽然都站在批判立场抨击裴注之“芜杂”,但“凿空语怪”、“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无疑也指出裴注本身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那么对裴注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评价呢?其中缘由曲折,实在与裴松之本人注史之观念以及魏晋当时的思想状况有着很大的关系。 　　首先,裴松之对《三国志》进行注释时有一套自己的注释标准,而并非单纯地向前代史注或经注那样只关注于训诂名物。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有一段话颇为引人注意:“窃惟?D事以众色成才,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巨实顽乏,顾惭二物,虽自罄励,分绝藻?D,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这段话表明,裴松之的史学观既遵循“疾虚妄”“绌讹滥”这样严谨的史学精神,同时又有“众色成文”,“兼采为味”,“绚素有章”文学审美倾向。而在《三国志》注文中,裴松之也多次流露出其选择注释时的美学要求。《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吴质传》中松之案语云:“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与吴质书》乃曹丕散文的重要代表,裴松之所以选入,其着眼并非保存史料,却在“美辞”,可见其对注文已有文采的要求。又《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正元二年注引《世语》曰:“(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词藻可观。(虞)溥著《江表传》,亦粗具条贯。惟(郭)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裴松之在这里批评前史,亦非从史学角度来看,而是采取“辞藻可观”、“全无宫商”的文学视角。以上诸例都说明,裴松之在注史时是有文学的追求的,在史的基础上,文也是其关注点之一。因此像“凿空语怪”之类带有文学色彩的内容出现在裴注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然而,裴注的上述特点不惟有裴松之个人原因,更深层次的,乃在于魏晋史学所植根的思想土壤以及时代风气之影响。 　　在两汉经学时代,儒家的价值标准是史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非儒思想受到严厉的排斥。“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在这一原则中严格地区分了正史与野史、史著与小说的界限。刘向论十家,以为“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者也”,也明显地反映出儒者对小说家言不屑的态度。然而到了魏晋,经学笼罩一切的权威地位开始瓦解,玄学从儒学母体中脱胎而出,逐渐占据思想界主流,同时其他非儒家思想潜流也逐渐活跃。这一思想界的大变动几乎影响到了当时所有的意识形态部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