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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救助法治化的研究综述 　　摘要：由公权力实施、公共财政承担对身处贫穷和危难状态的公民进行救援和帮助的制度自古就存在。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我国的行政救助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对其进行法治化研究，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的行政救助法治化的制度设计现状和理论研究现状都存在很多问题。对行政救助的法治化研究路径应借鉴行政过程论的研究成果，以行政救助立法、行政救助决策、行政救助实施和行政救助救济为线索来研究行政救助的法治化问题。 　　关键词：行政救助；财政；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6―0072―06 　　 　　一、行政救助法治化问题缘起 　　 　　由公权力实施、公共财政承担对身处贫穷和危难状态的公民进行救援和帮助的制度自古就存在。古代的帝王会在国家遭受灾荒之年，开仓放粮，赈济百姓。这种救助是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因为“贫困是最容易造成其他社会病态的”，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统治者必须对贫民进行一定的帮助，对其进行安抚。这种救助的思想基础是“仁政思想”。实施仁政者，往往以救世主身份自居，将救助视为对百姓的一种施舍和恩赐；而且救助完全是一种随意性行为，是否实施完全依赖于当权者的好恶。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深入，使整个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政府的救助也出现了新特色。其主要表现为制定了一些救助方面的法律，实现了救助的经常化和固定化。这些法律规定虽然由于当时历史环境，实施情况不尽如人意，但在救助的理念上已经取得了突破和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行政救济的内容，二是开始出现了权利的观念。如1947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的所谓“宪法”中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予以保障。”权利观念的提出是行政救助历史上突破性的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也实施了一系列救助措施，但是这种救助多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改革开放后，行政救助制度建设逐步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失业、下岗人员和网难企业职工，他们收入水平降低，生活困难，原有的社会救济制度也存在救济范围比较狭窄，救济对象有限，救济标准长期不变的状况，难以维持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上海市于1993年率先进行了制度创新，对城市救济对象逐步实行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救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9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对保障对象、保障标准、资金来源和申请程序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使该项制度从传统的临时救济变成_r法律规定，标志着我国的社会救助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农村救助方面，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这两个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行政救助制度的初步建立。在此之后，随着经济建设成果的不断丰富，国家开始重视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是这一阶段的行政救助在项目上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救助理念仍存在管理论和工具论的残余，在救助实施上以政府的单方行为为主。 　　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导致了i982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救助理念的更新。这种更新的重要标志是明确了政府对流浪乞讨的救助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公安行政机关退出救助站的管理，政府依据自愿和无偿的原则对城市当中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充分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保护，这也正是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责的体现。 　　我国目前正处在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广大社会成员在解决了温饱以后，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趋势。。关注民生是近年我们党和政府的核心议题和公开的政府承诺。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举凡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旨在帮助人们过上更为体面生活的事务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身处行政国家时代，几乎每一项民生事务的改善都需要寄望于政府的积极作为。在“行政并非仅系国家实践法律与权力目的之手段，而是应作为国家福利目的之工具，来满足社会之需求”的全新背景下，为民众生存、发展不断提供各类给付将成为现代行政的根本任务。我国的行政救助制度也加快了建设的步伐，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包括长期生活救助、专项分类救助和临时应急救助三大子系统在内的社会救助体系框架。其中，长期生活救助包括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