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艺术的的特点及温庭筠词风格浅议.docVIP

花间词艺术的的特点及温庭筠词风格浅议 　　花间词的艺术特点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李泽厚先生指出：“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动摇了唐王朝的执政根基，继之而出现的政治腐朽、社会颓败，使文人志士的精神追求发生根本性变化。面对着衰乱的时世，人们在忧患中失望。在无奈中麻木，在躁动中挣扎。文学的字里行间体现出社会需要的熨贴与慰藉，从而使浮躁、空虚的形态得到些滋润和平衡。于是，生活类、消遣类、调侃类作品应运而生。另外，生产力的局部发展和阶段性发展，使得富有阶层追求世俗享乐的意识迅速膨胀，呈现出回光反照似的歌舞升平，并且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花间词的诞生便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反映。 　　花间词的编者是古代后蜀的赵崇祚，共收集18个词人的500首词。18人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等三人之外，都是五代西蜀的文人。分析这种现象可以看出，巴蜀人文环境对花间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天府之国”衣食无忧，生活富足，为”安逸”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加之因战乱而导致西进的文人雅士及时行乐的心理，助长了欢愉情绪和纵情声色，表露出文人士大夫的末世情结。应该说，西进的这种排遣心理与西蜀君臣的，虽封闭而惶恐的心理是不谋而合的。于是形成了特殊地域、特殊人群审美感受的特殊性，并且引发了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想。其实，特殊来特殊去，最深层的特殊是人们对儒家学说的深刻反思，而且反思成果又及时地与那些浪漫个性结合，并聚焦、凸现于花间词这一富有灵性的艺术活体中。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文学创作方式提出了适应性要求。爱情作为一个永恒的话题，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都不断地述说着。近体诗发展到晚唐李商隐时，在摹写真挚的闺情，捕捉细腻的心绪等方面代表了唐代爱情诗歌的最高成就。但是与人们感情的丰富性及复杂程度相比，几乎显得捉襟见肘。它四平八稳、整齐划一的体制形态，难以扣合波澜起伏的内心情感：“发乎情，止乎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规范，也束缚着绮情艳思的自然流露。因而必定要寻找一种能够补充诗教不足，更加自由地传达心曲的文学载体。对此，首先还是像温庭筠这样的一些诗人反映最敏感，他们采用了长短句这种富有新鲜活力的文体形式，打破近体诗整齐、单一的格局，使作品具备灵巧多变、音律和谐的特质，契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 　　花间词是时代的产物，因此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第一，作者单一，主要来自于诗人和文人，都是男性。《花间集》18名作者基本上都是文人和诗人，500首歌辞中没有一个女性的作品，这与敦煌曲形成鲜明对照。敦煌曲的内容十分广泛，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填写一首词，大夫看病，为了便于记诵，比如当时针对伤寒病的症状写成了多首《定风波》。由此可知，敦煌曲的作者大都是市井之间的，将军、战士、郎中、乐工、算卦的，还有宫廷的歌女和社会上的歌妓等等。《花间集》的内容典雅、美丽，一般都是在春怨秋恨中反映悠闲的生活情调，文人悠哉游哉的作词，歌妓轻松自在的咏唱，词人的创作成果一般是都切换成娱乐的工具。当时词的功能就是用来咏唱，在咏唱中、在舞蹈中、在饮酒中欣赏。 　　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处境所致，《花间集》的内容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因此从宋代陆游开始，就认为《花间集》的作者太无聊。陆游曾经说过，天下岌岌可危，生民救死不暇，老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很痛苦，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总体而言，花间词的内容比较艳丽，缺乏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感情，几乎完全是一种享乐的生活。所以陆游说他放纵、放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唐宋词的发展，《花间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第二，花间词对词的形式进行了比较严整的规范。规范是相对早期的敦煌曲子词而言的。在敦煌曲子词中，不仅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和、叶韵不定，而且在同属一调中句法也有较大出入。花间词对此进行了规范，规范的意义在于它一直影响着后来词曲的发展。在创作形式方面，花间词基本格调是代言体。温庭筠和韦庄是花间词的两个代表性人物，除韦庄少量作品直抒胸臆外，他们基本都是代言体风格，其他作者也都不同程度地效仿着这种创作方式。审视《花间集》这个群体的创作方式，他们一般都以怨妇思妇为抒情主人公，把内容统一在男女悲欢离合上。敦煌曲子词则与此不同，方式粗糙随便，内容无所不包，什么边客游子的呻吟，忠臣义士的壮语，隐者的怡情悦志，学子的热望失望，佛家的赞颂，医者的歌诀等等无不入词。 　　第三，花间词艳丽、婉约，带有非常强烈的女性化特点。这种风格，和文学创作一样，鲜活亲切，栩栩如生，如临其境。这种风格对后来词曲写作有非常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范式。大家在写词的时候，自然不自然地就会把它当作一种标准，要写成像花间词那样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