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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知识分享量表的编制与测量-教师教育论文 教师知识分享量表的编制与测量 周晶晶，于莉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佛山528137） 摘要：通过查阅现有国内外文献，对200名教师的问卷施测，确定教师知识分享的项目，编制了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教师知识分享问卷。对正式施测的518份有效问卷进行分半分析。其中258份有效问卷的探索性分析表明：教师知识分享是四因素结构，即促进学习机会、分享个人经验、参与专业互动、参与专业互动。另外258份问卷用于进一步验证教师知识分享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证实了四维结构模型的合理性，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关键词 ：教师知识分享行为；量表编制；探索性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3-0134-03 知识分享是上世纪90年代西方知识管理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且已成为知识管理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教育是引导学习、传播、流通与开发知识，并运用知识开创价值的过程，是一种最典型的知识产业。因此，运用知识管理，以带动教育事业的全面革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学校如何有效管理知识的取得、分享、利用和创新，是增强学校核心竞争力，提升学校效能的关键。目前国外关于企业组织的知识分享理论与实证研究有许多，但对教育组织涉及不多。而国内对此方面的研究也仅停留在理论介绍与引进阶段，对教师个体的分享行为还没有实证研究。研究者围绕知识分享的策略途径等问题开展探讨，却没有关注教师知识分享的测量、评估等问题。面对学校管理理论和实践对测量的需求，开发有关教师知识分享的量表，对今后同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师知识分享的内涵分析 知识分享（knowledge-sharing behavior）不仅仅是一方愿意将知识传达给对方，还包含愿意帮助对方了解知识的內涵及从中学习，进而转化为他人的知识，并发展成个人新的行动能力。依据Senge学习观点下的知识分享[1]，本文对教师知识分享做以下界定：在学校情境中，传递知识的教师借助知识传播的媒介或直接与知识接受者交流、沟通、协商，以便将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内隐和外显知识）传递给其他的教师个体、团队或组织，以推动教师彼此间的相互学习，提升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发展教师有效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 二、问卷编制 1.问卷编制。第一步，文献收集。查阅了Hooff和Ridder的《企业员工知识分享行为量表》[2]，Connelly和Kelloway在2003开发的《感知知识共享文化量表》[3]，台湾学者郑仁伟、黎士群对企业组织中知识分享行为的三维度划分共10项[4]，石启宏的《国民小学教师知识分享》问卷24个项目[5]，江满堂《教师知识分享意愿》问卷22个项目[6]以及其他资料。第二步，整理合并问卷项目。将本文作者新翻译的知识分享问卷项目和国内已有的项目比较，删去重复的部分，初步得到知识分享问卷的36个项目，最后把这36个项目的语句改成适合教师群体的表达方式。第三步，专家讨论和修改。请到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两位教授和从事一线教学的两位教师，对第二步得到的36个题目逐条讨论，删去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保留26个项目。第四步，预试与修改。从广州市天河区、番禺区和白云区的4所中学随机选取200名教师进行预试。对收集所得数据做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因素负荷较低的2个项目、交叉负荷较高的4个项目和项目分析中鉴别度低的1个项目。最终，形成包含19个项目的教师知识分享行为正式问卷。 2.研究方法。正式调查对象为佛山及广州地区12所中学656名教师，共回收问卷份516份。将有效样本随机分成两半，一半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n=258），一半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n=258），差异检验显示两部分样本在性别等个人背景变量的分布上没有显著差异。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Lisrel8.70完成，其他数据分析处理使用SPSS11.5。 三、研究结果 1.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度检验。对258份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3038.37，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说明相关矩阵不可能是单位矩阵，取样适当性度量等于0.923，表明该因素模型是较好的。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正交极大旋转（Varimax）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并参照碎石图确定有效抽取因素的数目，决定提取4个因素，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8.075%。从共同度指标来看，所有题目的共同度都在0.5以上，说明公因子了解观测变量的大部分变异。 表1可见，因素1有6个项目，包括鼓励他人学习，提供尝试机会，减少学习障碍，促进他人学习动机等，可命名为“促进学习机会”，因素2有6个项目，包括主动分享教学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