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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言语语言的运用 　　《语文学习》2007年第2期、第3期上，连续刊登了由李海林老师写的《言语教学论》一文引起争鸣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蒋成?r老师的《一个虚拟的教学教育理论命题――“语文教学即言语教育”辨》，指出言语教学论“语文即言语”的提法缺乏理论依据，是一个虚拟的语文教学教育理论命题；另一篇是徐默凡老师的《语言还是言语？语言学还是言语学？――从“言语教学论”的争论谈起》，徐老师在其勾勒的清晰的语言学的理论背景之上对言语教学论进行了细致的评析。两位老师行文之大气和理论储备之丰富都令笔者无比敬佩，但是，在笔者看来，两位老师对言语教学论都有一定程度的误读。下面笔者主要就李海林老师《言语教学论》中的论述谈谈自己的理解，以求教于方家。 　　 　　一、 “语文即言语”中间有一架“语言运用”的桥梁 　　 　　《言语教学论》在第一章的第一部分“语言的运用：语文的词源学考察”中，谈到了对叶圣陶先生下面这段话的理解：“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作者认为：“口头语和书面语，是根据使用语言的不同凭借和方式进行的一种语言功能分类。口头语是口头的语言运用，书面语是书面的语言运用，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属概念是‘语言运用’，口头语和书面语是在这一属概念下根据‘语言运用’的不同凭借方式区分开来的种概念。”①(p11)因而“语文”并不像人们通常借助叶老的话语所论证的那样：语文=口头语+书面语=语言，而应该是：语文=口头语的运用+书面语的运用=语言的运用。然而在作者看来，“语文即语言运用”的说法并不令人满意，因为“严格地讲，‘语言运用’不是一个术语，而是一种描述，它缺乏一种结论性、终结性的意义，在意义结构和主观视角上与科学理论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和偏差。它主要着眼于正在进行中的状态，而不是对事物已经作出了本质概括。另一方面，我们在提出这个术语的时候是把它与‘语言’这个概念相对而提出来的，但‘语言运用’这个术语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在内涵上都没有表达与‘语言’这个概念的矛盾关系，从而无法在理论基因上实现与‘语言’的对应和区分。尤其是它采用了与‘语言’同词反复这种方式来结构术语名称，实际上它揭示的是语言运用与语言的关系，而不是揭示语言运用本身的特殊质的规定性，从而失去了作为一个科学术语的严密性和实在性。”① （P20）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作者将语言学中的“言语”概念引入到了语文领域，认为与狭义的“语言”相对的“言语”这个概念比“语言运用”更能概括“语文”的本质特征。 　　由此看来，《言语教学论》在提出“语文即言语”时，中间还有一架“语言运用”的桥梁。正因为有这架桥梁的存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言语”作为语言学家族中的一员，在它走进语文这个家庭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在其原来意义的基础之上被赋予了“语文”这个特定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在语言学中，“言语”是作为“语言”（狭义）的对立概念而提出的，“照索绪尔看来，言语包括‘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个人思想的各种组合’和‘使他有可能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和生理机制’两个方面。语言是潜在的系统，言语则是潜在系统的实现；语言是词典性的，言语则是‘关系’性的；语言是平面的，言语则是全息的；语言是可以分割的，言语则结合为一个整体。”① （P23-24）而在“语文”这个语境中，“言语”作为一个核心范畴被提出，它强调“语文即言语”，是为了突显语文课程所要培养的学生的语文能力不是语言能力，而是语言运用的能力，是言语能力，是通过语言进行信息交流的能力。 　　蒋文指出“语文即言语”论存在理论偏颇，认为言语论者混淆了“语文”和“言语”这两个概念的差异②。笔者以为正是因为忽略了“语文”与“言语”之间还有一架“语言运用”的桥梁，而将“语文”和语言学中的“言语”概念等同起来看了，才会认为“语文”与“言语”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不在一个话语层面上；如果意识到“语言运用”这架桥梁的存在，将“语文”与已经进入语文领域的“言语”――这一经过严密推演、且给予内涵规定的概念――放在一起，它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异可以混淆了。 　　徐文对言语教学论中一个关键性的等式“语文=口头语+书面语=语言运用=言语=言语行为=言语交际”的论证过程提出质疑，同样也是忽略了“语言运用”的存在，不同的在于这一次是对等式推演过程中的语境意义的忽略。《言语教学论》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推出上面的等式的，而是从叶老关于“语文是什么”的表述说起的，作者认为不应该将叶老的表述简单地理解为“语文=口头语+书面语=语言”，而应该是“语文=口头语的运用+书面语的运用=语言的运用”。上面的那个长等式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后才有的，笔者以为，作者之所以没有再繁缛地表述为“语文=口头语的运用+书面语的运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