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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初管子的研究之转向 　　摘要：近代以降，诸子学走向复兴。作为其中一支的管子也日益受到学者关注。时值民初，胡适将《管子》定为伪书，梁启超颇受其影响，修正了以往的部分学术主张。此时期管子研究因之出现从阐释到辨伪的学术新转向。 　　关键词：《管子》；管子研究；梁启超；胡适 　　中图分类号：B2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1-0108-03 　　 　　近代以降，诸子学走向复兴，作为其中一支的管子也日益受到学者关注。大致而言，晚清学者基本认定《管子》一书乃代表管仲思想的著作，这成为他们展开研究的前提预设，加之引介西学之需要，故他们多侧重管子的思想阐释。梁启超是此时期管子研究的代表人物。进入民国，尤其是20年代，梁启超的管子研究呈现出降温的趋势，其对管子的看法散见于多部学术史著作和讲稿中。且此时期他更侧重于《管子》一书的辨伪与考证。对其思想少有新的阐释。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民国初年，梁启超埋首于政治，一定程度上荒疏了学术研究；二是在其晚年，虽然其政治热情逐渐冷却，但是学术兴趣已偏重于儒、墨二家，法家研究特别是管子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三是梁的管子研究受到胡适的启发，部分观点发生变化。此种情况，目前学界之关注尚显不足，故颇值探究。 　　综观胡适一生的学术旨趣，管子并非他学术研究之重点，且其有关管子的看法多集中于青年时期。 　　赴美留学期间，胡适勤奋钻研中国学术，并对梁著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1916年4月8日，胡适写成《读(管子)》一文，首次发表他对管子的看法。 　　胡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管子》非管子自作，乃战国来年治调和之道家学者所作。而托于管子以自重耳。”下篇“乃驳梁任公《管子》中语”。 　　在上篇，胡适开头便指出：“《管子》非管仲所作也。”叫也提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从《管子》所记史实的年代判断。该书不可能是管仲所作。《小称》篇中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假若《管子》乃管仲所作，那他怎么可能将自己的临终遗言收入书中，更不可思议的是齐桓公死于管仲之后，书中对其死有记载。这又当如何解释?因而“书非仲所自作可知”。并且，书中还有关于三王五伯、毛嫱西施及楚王好小腰、吴王好剑的记载，按照时间推算，“五伯最后死者楚庄，其去仲之死已五十年矣”，“吴之亡在周元王四年，去伸之死，已百七十年”，而“吴王盖阎庐，死于敬王二十四年，去仲之死，可百五十年。好细腰者乃楚灵王，死于景王十六年，去仲尼之死，亦已百余年矣。”由此便知。“《管于》匪特非管仲所自作。亦非战国以前人所作也。” 　　第二，就书中所包含学说之特色而言，《管子》也不可能是春秋时期之作品。《立政》篇云：“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弭兵之说，春秋时期已开始出现，但兼爱的观点不可能出现于墨翟以前。况且《立政九败解》篇在申明兼爱说主旨时曾言：“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口(脱一字)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这明显是墨子的观点，其引自《墨子》一书确凿无疑。所以，《管子》一书应作于《墨子》以后。 　　第三，以学派归属来审视《管子》，其应被列入道家。纵观《管子》全书，其中“《版法》、《幼官》、《轻重戊己》诸篇，皆阴阳家之言。《心术》、《枢言》、《九守》诸篇，论按实立名修名责实，则名家之言。”其关于法治的言论，则“全袭慎子之言。而颠倒之，以欺人耳。”而书中“称以有刑至无刑，欲使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以臻不言之教，无为之治。此则纯然韩非所谓‘道’也。”追本溯源，不难发现，“周末学术至于韩非之时，而调和之势已成。韩非者，韩人，承申不害之余绪，又为儒家苟卿之弟子，而兼治老子、慎子之学，于是合儒、老、名、法而成一调和之道家。”而当时持调和之说的学者。肯定不止韩非一人，因此胡适怀疑《管子》一书的作者，“其中一人(或数人)，盖与韩非同时，或先后之。观本书篇目次第及行文体势。皆最近《吕览》、《韩非子》，可知也。其书托于管仲。而其言则纯然道家之旨，故其书在《汉书?艺文志》列于道家。然其所谓?道，，同不同老子之所谓‘道’，乃韩非之徒之所谓?道?，而亦司马谈之所谓‘道’也”。 　　在下篇，胡适首先摘引了梁启超《管子传》中的一段言论：“《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伸自作。虽然，若《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也。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然则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余已耳!” 　　胡适对以上观点不敢苟同，故从两方面加以反驳。 　　第一。“鄙意《史记》之言，殊不可据为定论。”耐胡适以《史记?庄周列传》为例来证明司马迁的说法并不足信。在《庄周列传》中。司马迁将《渔父》、《盗跖》、《?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