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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研究 　　摘 要： 　　证人证言是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起来最饱受争议的一种证据形式，争议的重心在于证人不出庭作证，庭审过程中以宣读书面证言为常态。对此，刑诉法的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图揭示我国证人不出庭、出庭难这种现状的根源所在，涉及到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上的原因、证人自己的心理原因和社会文化根源等，也提出了完善特殊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证人保护与补偿机制等大量的对策。本文不再讨论关于证人范围、作证豁免、证人保护奖惩等方面的问题，也不过多的涉及法律规定的缺陷，而集中在证人证言证据与庭审制度的关系方面进行剖析。 　　关键词：证人证言；证据；庭审制度 　　一、引言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证据类型之一。刑事诉讼法第48 条将证据分为七种类型，即：（一） 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在我国这种证据类型划分法下，被害人陈述就作为了和证人证言并列的证据类型存在，而英美法系国家刑诉法所指的证人则包括在庭审或其他诉讼过程中所有的提供口头证词的人，既包括当事人、一般意义的证人、也包括鉴定人和勘验检查人，所以其证人的范围较广泛，证言的内容就比我国证据法的证人证言的范围大得多。但是无论采用何种划分方法，证人证言都无疑是证据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刑事诉讼的证明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是查明案件事实，证实犯罪行为的情形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因为本文主要是探讨我国法上的问题，所以笔者还是在我国法的狭义的证人范围内使用证人证言这个概念，即不包括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人的笔录等。 　　从理论上说，证人证言必须经庭审上的举证、质证才能作为最终定案的依据，而我国的刑事诉讼的现实是，大多数刑事案件都存在着书面的证人证言，但是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却罕见证人的身影，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我国的庭审中只有“证言”（书面的），而几乎没有“证人”。关于证人不出庭作证或者出庭作证难的问题也是刑事诉讼法学界近些年来议论纷纷的一个话题了，在证人问题上有中国作证制度三大怪现状之说，即证人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却不向法官作证、证人不出庭作证以书面证言代替、警察不作证。很多学者对于证人出庭作证到底是证人的权利还是义务，要不要强制出庭作证存在很多争议，也有学者主张在制裁上设置拒绝作证罪如此严苛的方式来强制其作证，有呼吁加快构建我国的特殊证人豁免豁免制度，可以说在证人作证方面，理论上重复性的建设已经非常之多，卷帙浩繁的资料的堆积给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二、为什么证据法则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当我们对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忧心忡忡，给予那么多的关注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性的命题就是证人需要出庭，需要到法庭上、法官面前去陈述自己的所见所感，为最终认定案件事实和法官判决提供证据的依托。这是证据法则的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控辩对抗式诉讼的内容要求。现代刑事诉讼是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诉讼活动，如果没有证人出庭，法庭审判就会变成控辩双方的简单问答，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抗辩式诉讼必须建立在证人等诉讼参与人都出庭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和盘问的基础上，如果仅仅由都不在案发现场、都不知道具体案情的公诉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代为宣读证言和代为质证，是很难揭示案件的客观真相的。 　　理论上说，只有证人到庭作证，才能实现当事人特别是辩护方对证人的询问权和反询问权，有效地对证言进行质证，并防止因角色限制以及在诉讼对抗中取胜愿望的驱动，造成的庭外取证对证言的扭曲。因此，必须贯彻直接言辞原则，排除传闻证据（在开庭前获取的证言除某些特殊情况外，都是传闻证据，在庭审中予以排除）。也就是说，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以便辨别真伪，从而确定是否作为最终定案的依据。 　　而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对庭审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从公正性上说，证人不出庭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不利于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利益保护；从查明案件事实的方面看，证人不出庭接受双方的质询，不利于发现真实，查明案件真相，法院的居中、公正裁判的职能受到影响；从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角度看，证人不出庭作证，会使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落空，影响其举证与辩护职能；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证人不出庭，很大方面的原因是法院的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下，诉讼主体对证人出庭缺乏动力或能力，而证人越是不出庭，法院最后的判决就越是落在笔录中心的审判方式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影响到的是法院的权威性。 　　但是证据法则和我们意图建立的那种理想的庭审方式需要证人出庭是一回事，现实中落实到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以及我们现实的庭审制度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