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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数字化的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重构 摘 要：在新时代的数字化环境下，著作权①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问题愈发凸现，如Google数字图书馆就引发了相关的著作权争议。中国现行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存在机械地列举、形式固定化和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等缺陷，还存在法官在援引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审判时判断标准模糊的问题，从其价值，立法模式，判断要素以及利益权衡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明确合理使用制度的内在价值，完善其立法模式，细化其判断要素进而优化现行合理使用制度，使其符合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的要求。关键词：数字图书馆；数字化环境；著作权；合理使用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092-02一、Google数字图书馆引发著作权争议2004年Google公司开始寻求与图书馆和出版商合作，大量扫描图书，欲打造以数字化格式存储可以利用计算机访问的图书馆，即数字图书馆，用户可以通过“Google图书搜索”功能在线浏览图书或获取图书相关信息。在“Google图书”网页[1]中可以找到Google公司的“Google图书馆计划”，它将用户搜索图书结果以三种浏览模式表现出来，分别是全书浏览、摘录和无法预览。“全书浏览”模式适用于已不受著作权保护，或者出版商或作者同意全书都可浏览的图书。用户可以通过全书视图阅读图书的任何页面，如果此书属于公众领域，还可以下载、保存并打印PDF版本，以便随时阅读。“摘录”模式，即有限预览，是指获得出版商或者作者授权部分浏览的图书，用户可以预览图书有限页数的内容。“无法预览”模式下，只能显示图书的相关信息。若此计划能顺利实施将有可能改变人们现有的阅读、获取知识的方式，然而该计划刚刚推出不久便遭到广泛质疑，其争议的焦点在于：Google图书馆对作品的复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允许的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2]。此外，对于作品属于公众领域的界定，“Google图书馆计划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在此，笔者试图以“Google图书馆计划”为例，对我国现行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从法理的角度加以分析，将合理使用制度与现代社会数字化环境相结合，以此重构合理使用制度，进而完善其制度体系。二、现行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价值及其学说著作权合理使用（fair use[US]或fair dealing[UK]），最早出现在1841年美国法官JosephStory在Folson诉Marsh案中。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根据法律规定，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而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不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制度[3]。合理使用制度有其必然的存在价值，由于著作权是依照法律规定作者所享有的专有的、排他性的、垄断性的权利，法律在注重对这种合法垄断保护的同时，基于公众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对其作必要的限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因著作权垄断性的滥用妨碍同一领域中其他人对于作品的创新，进而导致新的、更加优秀的作品难以面世，阻碍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因此，中国著作权法采“权利限制说”[4]，将合理使用制度列入著作权法第二章第四节权利的限制中。除了权利限制说，还有侵权阻却说[4]和使用者权利说[4]。侵权阻却说直接将合理使用行为本身定义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但是由于具有阻却违法性的事由，因此不予处罚。这里的阻却违法性，意味着使用者以正当的、合法的、合理的理由非营利性地使用他人的作品。而使用者权利说认为，法律既然赋予权利人专有性、垄断性的权利，理应赋予权利人以外的社会公众使用作品的权利，即合理使用权是社会公众基于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专有性、垄断性的权利而衍生出来的积极权利。以上三种学说的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三、中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中国为了加入WTO，在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其中对于著作权的限制部分，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13条和《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的规定，遵循只要复制不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的原则进行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对于著作权的限制。（一）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对于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中国著作权法采用列举式的模式，即著作权法第22条明文列举了12种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情形，且无“兜底条款”①。由于著作权法属于民法的范畴，对于民事权利应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因此，著作权法采用列举式说明合理使用的范围，若超出了此范围即不构成著作权的合理使用。笔者向来不赞同这样列举的方式，列举是不能也是不可能穷尽的，而且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难以预料的。诸如前述中的Google数字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