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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晚清使臣议会书写之的的特点 　　提 要 19世纪中后期，晚清使臣开始出现在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后的西方世界。斌椿、张德彝、郭嵩焘、戴鸿慈等9位使臣在其使西日记中对西方议会有着不同程度的记述。使臣们议会书写之特点与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所秉持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个性品质、精神诉求以及出国前后思想态度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晚清；使臣；议会书写；特点 　　作者简介余冬林（1972―），男，九江学院文传学院副教授，专门史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雷红英（1972―），女，九江学院文传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文学。（江西九江 332005） 　　本文系201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项目“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使臣的议会书写”（项目编号：12LS11）；200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文化互动研究”（项目编号：07JZD0040）阶段性成果。 　　晚清外交制度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861―1875年的尝试阶段；1876―1894年的创建阶段；1895―1911年的发展阶段。斌椿、志刚、张德彝三位旗人使臣可作为第一阶段的代表；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等可作为第二阶段的代表；载振、戴鸿慈和载泽等可作为第三阶段的代表。 　　一、斌椿、志刚、张德彝等使臣议会书写流于表象 　　在1866年斌椿使西之前，不仅传统的华夏地理中心论被打破，而且外交上和文化上的“夷夏之辨”亦开始动摇。检索同治年间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以及张德彝的使西日记，不难发现“夷”字少见使用，即有使用，亦不用来指称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时期使西日记所使用的议会术语主要有“会堂”、“议事厅”等，而同一时期的《大美联邦志略》、《万国公法》等则已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国会、议会、议院等术语。结合斌椿出国之前曾获赠《联邦志略》，志刚、孙家谷等在著述中明确提及《瀛寰志略》（志刚还提及《英国志》）等情况来判断，这批使节（主要是旗人）虽然接触过一些西学书籍，但是他们对其中所记述的西方政治制度基本处于隔膜状态。换言之，当时有关西方议会制度的记述尚未引起他们的关注。 　　同治年间的晚清使臣斌椿、志刚、张德彝等，一方面对西方事物如环境、科技等物质文化持有限认同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其坚守儒家礼义教化和传统价值观念，因此又将西方科技斥为“奇技淫巧”，故对西方议会文化的记述大多较为简略，总之，他们所持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等，使得他们对西方议会文化的认识流于肤浅和表象化， 　　二、郭嵩焘、刘锡鸿和薛福成等使臣议会书写注重“通上下之情” 　　19世纪70―90年代的三位使臣郭嵩焘、刘锡鸿和薛福成，都不否定“三纲五常”和等级制度，都站在传统的民本主义立场，强调议会的“通上下之情”的功能，企图借鉴西方议会制度以“民本”制约“君权”或者说两者互相制约，都较为认同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这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理解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而是因为这种制度在他们的理解中是契合儒家的“民本论”和“中庸论”的，即可避免君权独尊为所欲为，又可防止“民气太嚣”。因此，他们所认同的议院，根本不是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权力结构中的立法机关，而是供皇帝的“通下情”的咨询机构。因此，这种“议院”不是“君权”的对立物，而是有限地限制“君权”以防其过度膨胀的反映民意民情的机关。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作为驻外使节的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薛福成、李凤苞、崔国因，还是作为早期维新派的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在谈论议院时多以“通民情”为言，大都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称为“君民共主”，并认为这种制度有“三代”之遗风遗意。可见，这是当时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之“共识”。这种共识的时代局限性自不待言。但是，正是借助了古旧的外衣，一股突破洋务运动藩篱的潜流在缓缓迂回前行，为随后蔚然而起的维新思潮开辟了道路。 　　19世纪90年代以前，“传统夷夏文化观的两大基础――华夏地理中心主义与华夏统治中心主义已经动摇，另一基础――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也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但是伦理价值观一直是传统夷夏文化观的重要依托，是凝聚民族力量和规范民族行为的基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已经使儒家的伦理道德观深深扎根于华夏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这就使得所谓道德优越、文化优越的意识在中国人心目中特别强烈。”这在驻外使节张德彝、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等人的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生动体现。可见，直至薛福成驻节泰西时，中国文化传统尚未遭遇深刻的危机，传统观念依然具有“解释的合法性”或有效性。 　　三、载振、戴鸿慈、载泽等议会书写侧重“无损君上之权柄” 　　19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运用进化论、民权说为武器，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社会伦理，既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