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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民生观的的特点浅析 　　摘要：老子与庄子的民生观――推天道以明人事、崇尚自然而论民生，立足于自然主义的人性论与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在先秦思想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构建当今和谐社会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老子；庄子；民生观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1)02-0017-05 　　 　　老子与庄子都主张自然主义的人性论与个人主义的伦理观，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从而形成了其民生观基调，要求当政者对社会实行一种“无为而治”的方策，以实现人类社会能够自然发展。由自然、无为、不争、守雌、玄览、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等要素所构成的一种老庄式理想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深刻内涵。 　　 　　一、“天道无为”的人本主义为官学 　　 　　关注民生，首先要关注如何让社会安定和谐，旨在能够让百姓心静气爽、安居乐业，是政治观的一种直接体现。这一点可以从控制论的角度加以考量。老子与庄子主张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观，被解释甚至被等同于他们的民生观。然而，《道德经?三章》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当政者应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畏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反映出老子并没有就民生问题而主张当政者“无为而治”。相反，老子在《道德经?五十七章》中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中这个“我”实际上并非如一般认为的那样是指“君王”，而是特指封建诸侯或社会的中观层面中直面民生问题的地方行政长官，正如《道德经?三十七章》中所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显然老子所说的“无为”式政治观是针对社会中观层面具有一定决策权力的“侯王”一类当政者的民生职守所提出来的。 　　《道德经》大约出现于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前后。当时周敬王王室内乱，东周对其诸侯十二国的政治经济控制权已成虚设，身为东周守藏史(史书撰记职官)的老子蒙受了失职之责，辞职西奔欲游秦国，路经函谷关时遇见了地方行政长官关尹向其询问为政之道，留下《道经》与《德经》两篇文章五千言。显然，《道德经》所反映的老子民生观是针对听者关尹――一位中层官吏而言的，加之当时只有诸侯国才可能实行“小国寡民”的社会治理，泱泱周朝不可被称为“小国”，因此老子的政治观影响下形成的民生观是针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中观层面行政统治而提出来的。 　　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社会实践中，人们不可能“不尚”、“不贵”与“不见”，否则社会就不会通过“尚、贵、见”的激励机制去获得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此老子则认为，如果当政者完全按照所谓“圣人之仁”刻意地引导全社会都去“尚贤德”、“贵珍稀”与“见可欲”，就会导致全社会“民心乱”，而“民心乱”则民生就不会安定。因此，老子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基点首先落在了安定民心上面。他效仿“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方式，提出“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民生态度。老子所主张的这种“不仁”式的“无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安定状态的基本特征或作为实现社会安定的第一个目标。然而，往往被人忽视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不尚、不贵、不见”，统治者实际上需要更大的智慧、做出更为策略及难度更大的“作为”。为了实现社会之“不尚、不贵、不见”这个基本目标，针对民生的安定问题，老子借鉴了原始部落社会的自然治理方式，提出了一种“治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的基本方略。“烹”不仅不是不作为，还应当是某种更为谨慎小心的有所作为。这一点，符合老子立足社会治理的中观层面，希望地方政府按照“小国寡民”的理想模式去做到弱处守雌(而不是“不处不守”的无为)以及(对下)知荣(对上)守辱，以期建立一种“其政闷闷，其民淳淳”(《老子?五十八章》)之理想的民生社会。 　　上述解读虽不符合以往将老子基于民生问题所坚持的那种“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政治观传统定论，但对于进一步发掘地方政府实施民生关怀的思想资源具有积极意义。进一步而言，老子所说的“无为”，除了在“不尚、不贵、不见”三方面力求对百姓不作为之外，它还指一种“天道”的本然状态。这并非是针对侯王“为官之道”提出的某种行为要求，而是意在强调一种在精神境界层面对民生问题之内在客观规律的尊重。在老子著名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逻辑演绎中，“地”指的是社会，“天”指的是或社会律法或道德法则，“道”指的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老子认为，社会上所有可以加以说明的“道”，并不是某种最高本体或最终依据，只有所谓“自然”才是一切社会法则或人类行为的最终依据，它才是那个“不可道之道”。在老子看来，民生问题的最终依据也不例外于“自然”。 　　当然，老子所指的“自然”也并非一种任其自然，其含义更多的是为了社会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