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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多元加拿大高校公民教育的研究 　　摘要： 基于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传统为背景，考察了其高校公民教育在多元与认同之间追求成为“加拿大人”的理想；通过对加拿大高校公民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的研究，试图揭示加拿大高校在多元文化与多元化的公民观中如何寻求国家认同、公民认同，为我国高校公民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加拿大高校；启示 　　中图分类号： G53/57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1-0101-07 　　德国的约翰·戈特弗雷德·赫尔德和意大利的巴蒂斯塔·维柯是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创始人。[1]而加拿大则是第一个正式、明确奉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2]对于中国来说，多元文化共存是基本国情之一，“中国与加拿大的多元文化问题在成因上有所不同，但问题的实质是相同的，两者同样涉及到多元文化的并存，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和宽容问题，以及所有这些子文化之上的共同的国家级政治经济文化认同问题。”[3]如何从别国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与借鉴，加强我国高校的公民教育是我们必须关注的。 　　一、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 　　公民观及高校公民教育行动 　　加拿大自1867年建立了自治领，才成为现代意义的国家。但因其很长时间都是大英帝国的成员之一，其早期的“国家公民”认同必然地具有英属殖民色彩。乔治·H·瑞卡德森（George H Richardson）等认为，尽管取得了国家独立，但是直至20世纪初期，加拿大仍然处在拜占庭君主式的笼罩下；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国文化对加拿大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加拿大民族意识的产生，但此时的加拿大还是处于模糊的民族认同状态，与“英国意识”、“英国认同”混合在一起。这个时期的加拿大高等教育也沿袭着英式的传统，在其关于公民的教育中，充斥着英国文化传统与国家意识。二战以后，大量移民涌入加拿大，加拿大人口的构成发生了多样与多元的深刻变化，此时，英国在加拿大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所以加拿大需要以一种全新的国家认同形式来代替殖民属国的表现形态。在哈罗德·图普尔（Harold Troper）看来，加拿大的历史、民族与文化特征决定了其必然以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新的认同形式。这种社会形态一如乔丹·塞曼所描述的那样：“双语的社会、宗教的社会、多元的社会、独立的社会、保守的社会、认可共产主义的社会、温和的社会、地域辽阔的社会。”[4] 　　二战以后，加拿大颁布了《1947年公民法案》，在法律上赋予加拿大公民身份形成的重要地位，自此以后，“英属臣民”成为加拿大的历史，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背景下独特的公民观正在形成；1977年，加拿大对1947年的公民法案进行了修订，将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拓展到公民身份观中去。在这期间，《加拿大百科全书》对加拿大“多元文化”进行了明确的概念阐释：第一，指称一个在种族或文化上存在异质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第二，指称基于尊重、平等理念的族裔与文化群体的多样性形态；第三，指称1971年以后加拿大联邦政府及各省所推行的相关政策。[5]1998年到2003年期间，随着加拿大社会凝聚力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加拿大政府对当时的公民法案再次进行了整合与修订，将1982年颁布的《权利与自由宪章》中尊重宗教、语言、民族文化、信仰的多样性这一宗旨贯彻到公民身份认同中去。虽然《权利与自由宪章》以中立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多元主义，但是其核心的理念却在于建立普遍认可的、基于宪法的加拿大国家认同并促进加拿大国家主义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权利与自由宪章》在加拿大历史上起到了促进加拿大政治文化认同、民族与国家认同的作用。[6]也就是说，加拿大正在力图超越多元与多样的民族、文化观，进而为形成具有加拿大国家与民族整体认同的公民而努力。 　　客观地说，加拿大长久地处于文化马赛克状态，而不是像美国等移民国家采取融合主义态度。但这种马赛克似的文化多元主义也在上世纪70年代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加拿大社会经历了文化马赛克到“公平竞技场”（level-playing-field）→“归属”（belonging）→“和谐爵士乐”（harmony-jazz）的发展阶段。由于加拿大族群的差异、移民的多样、文化的多元等原因，模糊的国家认同不符合国家共同体的需要，也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族群认同的合法性，加拿大迫切需要社会形成族际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以形成社会全体成员在加拿大这个“公平竞技场”里寻求民主、自由的生活；竞技不是为了寻求分离，离心现象是不利于社会整合的，所以必须根据加拿大社会的多元传统与现实进一步地寻求加拿大人“我是谁”的归属感。在这一时期，加拿大高校里涌动着“泛加拿大”理解的思潮，在高校公民教育里，加拿大研究运动（Canadian 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