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外”地下工作者.docVIP

“编外”地下工作者 　　我的母亲李玉盈，1903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6岁与我父亲姚继鸣结婚。姚家系汉旗人的后裔，清王朝覆灭后，家境开始败落，举家移居到姚家祖坟所在地京南姚家坟村（现属十八里店乡）。母亲来到这个家庭，便承担了沉重的家务，默默地履行做儿媳、妻子的“职责”。当时父亲在城里一家印书局里做工，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毅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1936年到达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母亲对于父亲的思想和行动，虽不完全理解，但以她纯朴的理念，相信丈夫所作所为都是对的，毫无保留地支持丈夫的事业。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受八路军总部派遣，回到北京（当时叫北平）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此时，姐姐姚明在父亲的安排下到了抗日根据地，母亲更是奋不顾身地支持协助父亲的工作，许多往事，至今不能忘怀。 　　 　　拐棒胡同“遭遇战” 　　 　　1930年，我们举家搬到西城按院胡同17号，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1934年以后，母亲膝下已有了我们一女三子（姐姐姚明，我和姚坚、姚立）。后来，按院胡同17号不仅是我们全家生活的地方，还成了抗日情报工作的秘密联络点。 　　1942年秋，我父亲姚继鸣受命回到北平，开展和领导军事情报工作。在一个夜晚，父亲敲开了按院胡同17号的大门。母亲见丈夫归来，既惊喜又有几分疑惑，不久，对于父亲这次回京的使命，逐渐有所了解。母亲把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一起，郑重其事地告诫我们：有人问到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就说是“做买卖”的；要问到你爸爸在哪儿，就说“不知道”。在建立了“北平情报站”后，父亲充分利用了北平的社会关系。除了按院胡同外，还有老家姚家坟，广渠门外南杨庄二姑家，都是地下工作人员的避难所和情报交换点。母亲经常以串亲戚为名，往来这些联络点之间，协助父亲传递情报。 　　在敌人眼皮底下搞情报，是以生命作代价的。稍有疏忽，就会带来生命危险。每遇险情，母亲总是首当其冲，掩护父亲。父亲有位挚友南汉宸（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北京前拐棒胡同有一所颇为讲究的四合院，当时南汉宸夫妇在延安抗日根据地，房子落入了日伪当局手中，住着一位自称“沙太太”的人。1943年初冬的一天，这位沙太太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声称急待与南汉宸的夫人王幼兰见面，有要事相商。父亲看了这则启事蒙生一个想法：马上去见沙太太，以南汉宸好友的名义，代为接管这所房子，作为我军在北平的情报中心。此话一出，就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她对父亲说：“你知道姓沙的是什么人？如果是日本人的圈套，你不是自己送上门了！”父亲执意要探个虚实，母亲断然表示：“要去也得我先去，你不能露面。”第二天母亲便去了前拐棒胡同，开门迎接的正是那位“沙太太”。一听我母亲说认识王幼兰，脸一下沉了下来，两眼盯着母亲上下打量，连珠炮似的提了一大堆问题。弄得母亲慌了神，语无伦次地说：“我和王幼兰也不太熟，只是来看看房子”。沙太太问：“你叫什么名字，”母亲脱口而出：“我叫李玉盈。”急忙转身走了。没过几天，报纸上又登出了沙太太的启事，这次是寻李玉盈，希望再次“面谈”。父亲感到事情不妙，又以李玉盈的名义在报上登了一则声明：“不认识沙太太。”结果是越抹越黑，证实了敌人的怀疑。事发后，父亲立即转移到天津，不久母亲便在家被捕，关在东城区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 　　面对日本人和汉奸的“审问”，母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母亲心里明白，敌人抓她来的目的，就是想弄到姚继鸣的下落。母亲以自己是家庭妇女为由，从不过问丈夫的事，更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日本鬼子和汉奸软硬兼施，轮番追问姚继鸣的下落，母亲也不厌其烦地重复三个字“不知道！”在牢中，与母亲同室的还有一位辅仁大学的女学生，被捕后很恐惧，整天以泪洗面。母亲对她说：“闺女，别害怕，你爱国有什么错？他们审问你时，什么都别说，他们对你没办法。”这位女同学情绪很快稳定下来，母亲经过多次审问，敌人什么也没问出来，我表哥李明（时任日伪政权要职，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内线）知道此事后，给日本宪兵队打电话说：“李玉盈是我舅母，是个家庭妇女，你们抓她干什么呢？”被关了一个多月的母亲，随之被释放了。当我们在家中见到母亲时，她神情憔悴，但还是那样平静，在生死关头，她掩护了父亲，也使党的地下组织避免了一次损失。 　　 　　按院胡同开粉房 　　 　　1946年4月父亲调回解放区，到二野任职。北平的工作，由原前总情报处的李成（建国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外二分局局长、广州市纪委副书记等职）接替。父亲走了，母亲仍“坚持阵地”，按院胡同17号仍然是地下工作人员的落脚点和联络点。这时的北平已是国民党统治区。李成和夫人申小丛（原全国政协秘书长申伯纯的女儿，曾任广东省医院党委书记）来到北平后，很快与我母亲取得了联系。第一次见面时，母亲得知他们刚完婚不久，非常高兴，对小丛说：“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