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仰韶文化的研究.docVIP

重读仰韶文化的研究 　　仰韶文化是中国第一个被发现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自1921年至今已经有了近90年的研究历史。同时，她历时两千多年，占据中国腹地，历史地位至关重要，自安特生以来的很多学者都将其作为早期中华文化的象征。而专门研究仰韶文化的学术著作，则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先生的论文集《仰韶文化研究》最具代表性。 　　严文明先生在该书《前言》中说，经过多年的研究，“除了弄清了仰韶文化本身的某些问题以外，还逐渐摸索出来了如何进一步开展研究的方法和途径”①。反复研读这些论文，会发现随着资料的增多、学科的发展，先生研究仰韶文化的重点有过转移，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则一以贯之，并因历经实践检验而愈显正确，历久弥新。 　　这本论文集出版于1989年，不过部分论文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写成或首次发表。《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发表于1965年，《半坡仰韶文化的分期与类型问题》以摘要形式发表于1977年，原文写成于1965年。《从王湾看仰韶村》和《西阴村史前遗存分析》二文在论文集中首次发表，但其写成时间注明为1963年。 　　仰韶文化得名于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搞清仰韶村遗址的分期当有特殊意义。但该遗址史前遗存颇为复杂，对其认识不甚一致。安特生认为仰韶村遗存属一个时期，这主要缘于发掘仰韶村遗址时地层学不够成熟，没有辨认出不同的文化层和遗迹。之后梁思永和尹达先生都提出仰韶村遗址在仰韶文化之后有更晚的龙山文化侵入。1951年夏鼐先生对该遗址进行小范围发掘，仍然未能将仰韶和龙山的地层单位分开，从而断定仰韶村的新石器文化“是一种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②。可以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关于仰韶村遗址的分期仍是一笔糊涂账。但附近王湾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细致分期给了留校任教不久的严文明先生很大的信心。他认识到可以之作为标尺，来衡量仰韶遗址的分期，于是就产生了《从王湾看仰韶村》一文。该文详细搜集了已经发表的仰韶村遗址的资料，和王湾遗存进行仔细比对，从而将仰韶新石器遗存分成五期两大阶段，证明仰韶村遗址绝非单一文化期。不仅如此，在分期的基础上，该文还得出其他重要结论：相当于王湾一期的仰韶村一、二期为一般所谓仰韶文化，相当于王湾三期的仰韶村五期为龙山遗存，而相当于王湾二期的仰韶三、四期则处于从仰韶向龙山的过渡阶段，总体仍属仰韶文化范畴；仰韶村五期并非东方龙山文化的直接侵入，而是在当地仰韶文化基础上接受少量周围因素发展而来，可称之为中原龙山文化等。有了这篇论文，罩在仰韶村遗址上的迷雾一扫而光。令人惊叹的是，1980～1981年对仰韶遗址的发掘，几乎完全验证了该文的分期结果!只是由于这次发掘面积小而未发现论文所分出的仰韶村一期遗存。以地层清楚的典型遗址的可靠分期，去甄别附近面貌近似的其他遗址的分期，进而研究一个文化或一个地区的分期与谱系，成为《从王湾看仰韶村》一文提供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1926年进行的对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由于是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而格外引人注意，但对该遗址文化内涵的认识也存在争议。由于当时李济先生的发掘方法还不够成熟，发表遗物也绝大部分都未注明地层归属，因此依据该遗址本身地层关系分期实际不大可能。严文明先生在《西阴村史前遗存分析》一文中，将西阴村出土遗物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掘的半坡、庙底沟和王湾等相关遗存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结论：“西阴村是一处仰韶文化遗址，大多数遗存属于庙底沟类型，但也有少量更早或更晚的遗物，不能认为是单纯的同一类型同一时期的东西。”“并不是庙底沟一期比西阴村复杂，而是西阴村比庙底沟一期复杂……所以我还是主张保留庙底沟类型的名称，而不必另立西阴村类型那样的名称”④。该文的研究方法和《从王湾看仰韶村》类似，结论可信，并被1994年西阴村遗址第二次发掘所验证⑤。 　　20世纪50年代陕西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泉护村，河南陕县庙底沟、三里桥等遗址的发掘，促使考古界开始对仰韶文化的类型、分期和文化性质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有人初步将其分为两个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或者两期。但孰早孰晚，难有定论。严先生敏锐地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半坡遗址其实包含不同时期的遗存，其他遗址也有类似情况；如果不先把这些典型遗址的分期和文化性质搞清楚，就无法界定地方类型的内涵，也就无法理清类型间关系，更遑论社会性质等。于是就产生了《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半坡仰韶文化的分期与类型问题》二文。这已不再是《从王湾看仰韶村》那种以他山之石攻玉的思路，而是从直接对遗址本身进行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析人手。 　　先看《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一文的基本研究思路。 　　首先是单位的分类。由于陶器变化敏感，因此主要对包含陶器的地层单位进行分类。分类的关键是确定典型单位：要求每组典型单位彼此有清楚的地层关系，每个单位包含较完整陶器在二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