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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四国FDI资本挤出挤入效应的研究 　　 摘 要 本文基于东道国视角，在阿戈辛的FDI资本挤入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实际利率、汇率、开放度、劳动力水平等控制变量影响因素，对 1992―2009年“金砖四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FDI对“金砖四国”国内投资总体上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汇率、开放度、劳动力水平等控制变量可以显著影响挤出效应的大小，从而对东道国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 “金砖四国” FDI 挤入（挤出）效应 　　 　　问题的提出 　　以“金砖四国”[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高盛最初提出的巴西、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四个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通过积极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条件等全球化红利来发展本国经济，是“金砖四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的共同特征。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载体，深入系统地影响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后危机时代，FDI更多地流向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四国吸引了世界将近?1/5?的FDI。FDI对“金砖四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大国的国内投资产生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研究，特别是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十分丰富，而FDI对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效应研究则相对匮乏。FDI对东道国资本积累的作用，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外资可以改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Rostow，1960），哈罗德-多马模型发展出了“双缺口”模型（Chenery and Strout，1966），外资既可以弥补国内投资与储蓄之间的资金缺口，也可以弥补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外汇缺口，后来又扩大到“四缺口”（ Hirschman and Todaro，1974）。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Bhagwati（1958）首次提出贫困化增长的模型，在Jonson（1967）的贫困化模型基础上，Brecher et al（1982）又进行了扩展，将贫困化增长归因于FDI，并解析了FDI导致贫困化增长的渠道。 　　后面学者对FDI的资本形成效应主要集中在资本的间接效应，也就是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入和挤出效应上。第一种观点认为FDI会把稀缺资源从其他有效率的生产部门转移出来从而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Brecher and Diaz-Alejandro，1977；Brecher, 1983；Boyd and Smith，1999）。第二种观点认为FDI会对国内投资产生引致效应。Bosworth and Collions（1999）将投资率（投资除以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各类外资（除以GDP）作为解释变量，对58个发展中国家在1979―1995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单位的FDI基本上可以对应1单位的总投资的增加，影响是中性的。Brorensztein（1998）在建立FDI技术扩散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实证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将检验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换做投资比率，结果认为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第三种观点认为FDI对国内资本的效应是不确定的。Agosin and Mayer（2000）认为FDI也间接促使全社会投资增加，从而对国内资本产生挤入效应或者引致效应；FDI带来的市场竞争还会加快落后生产工艺的淘汰，部分形成对本国资本的挤出效应。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对1970―1996年亚非拉世界的国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FDI在亚洲国家有较大的挤入效应，非洲次之，而FDI对拉美国家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他们的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实证应用， UNCTAD（1999）[注：UNCTAD.WIR，1999]也利用此公式利用1970―1996年数据对来自非洲、欧洲、东南亚等的3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FDI对中国和巴西的资本形成效应是中性的，既没有产生挤入效应也没有产生挤出效应。Misun（2002）也利用此原理对转型国家在1900―2000的年度和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捷克和匈牙利产生了挤入效应，波兰产生了挤出效应。Ramirez（2007）利用拉美的数据进行实证，认为FDI通过技术溢出提高了东道国私人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带动了国内投资。国内学者也广泛应用Agosin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但结论不一致：杨柳勇（2002）利用中国1983―1999的数据认为FDI对中国产生了挤出效应，而李子奈（2004）重新利用1987―2001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此效应的数学模型进行了修正，对比修正前与修正后的结果是一致的：全国范围内挤入效应不显著，东部地区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中部地区产生了挤入效应，西部的挤出效应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