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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伐限额管理对农户森林投资经营行为的影响综述
采伐限额管理对农户森林投资经营行为的影响综述
【摘 要】现有的分析研究,理论推导较多,实证略显不足;或隐性假设采伐限额导致市场林木有效供给不足,却缺乏市场调研数据证实;实证研究中,将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仅仅作为诸多影响农户森林投资经营行为的因素之一进行分析、推导,对采伐限额从哪些方面影响了农户的行为、这些方面的作用方向是否一致、影响的程度有多深等问题分析不足。这说明理论逻辑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必要通过实证定性定量研究、加强案例研究等方式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
【关键词】采伐限额管理制度;采伐限额;投资经营行为
随着森林资源状况和林业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集体林权改革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配置到农村家庭,农户替代了集体成为新的森林经营主体,林业迎来良好发展契机,国家也出台多项政策激励林业持续又好又快发展。遗憾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并伴随林业“三定”改革和《森林法》出台而逐步规范的采伐限额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诸多不足:农户在林木最佳轮伐期自由采伐受限、采伐林木需要支付制度成本、制度执行中诸多不足导致“寻租”行为、引起“林木滥伐”,等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作为集体林地的经营主体,这些不足与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产生了矛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制约造林、营林生产以及林业产业开发的“瓶颈”。另外,采伐限额编制和下达分配办法常常与地区森林资源状况、营林生产需要、林业产业开发需要以及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的意愿相脱离,甚至有时大相径庭。一方面,采伐限额制度希望达到林业可持续发展,森林永续利用的目的;另一方面采伐限额制度却使林木自由采伐权受限,采伐量也受到严格控制,林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受挫。因此,如何制定更加有效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措施,以更好的指导林业生产,成为当务之急。然而目前的研究仍热不足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对采伐限额制度如何影响了林农的生产经营行为,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对不同特征的林农影响是否趋于一致,影响程度有多深,林农又是如何对采伐限额制度做出反应,制度应该如何进行完善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综述现有的研究成果,并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一些可能使其得以完善的对策。
一、关于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研究
森林限额采伐管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林地的合理使用具有积极意义。我国森林资源权属存在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林木与林地的所有权具有不一致性,国家规定个人对自主经营的林木享有所有权,个人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但是林地的所有权则归属于国家或者集体(贺诗倪、凌远云,2010)。受到森林生产周期及林木市场价格的波动影响,加之林地使用权到期后是否得以延续存在不确定性,林地承包经营者为了尽可能多的利益,往往忽视对林地的投入,林地地力下降,最终影响林业的可持续力(田明华、陈建成,2003),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限制了森林采伐速度,对林木资源总量减少、林地的过度利用起到缓解作用。但是,也表现出许多不足。
第一,制度成本分析。普遍的研究认为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加重了林农采伐成本负担,不过,研究中缺乏采伐成本负担如何对林农森林投资经营影响的有力证据。江华(2007)等人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成本-制度收益的制度绩效分析方法,核算了采伐限额制度实施后制度成本增加量,统计得出第五、六次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结果中薪材超额量占总超限额比率增加,比较得出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设计与目标产生了偏离。张兰花等(2010)引入消费成本的概念,通过推算得出采伐限额制度实施后林农的采伐的货币成本约占采伐木材价价值的5%~10%,同时,林农申请采伐指标还需要付出时间成本、精神成本、体力成本等非货币成本。黄斌(2010)对福建500户林农数据回归分析后认为,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会推迟用材林分的主伐年龄,这将提高农户的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和森林防盗的成本。这些研究有着大抵类似的结论即限额采伐制度的实施产生了较高的制度成本,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林农对采伐限额制度势必产生抵触情绪,森林经营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林农森林经营的收入也可能将随之消减。但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没有实证证明制度设计前后,林农的森林经营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也很少有学者研究证实林农是否产生了制度抵触情节,并且许多学者都使用了局部地区(主要是福建、江西等地)的数据,研究结论不一定适合其他地区的实际,因此,还需要更多研究对这些结论进行证实和补充。
第二,制度执行效率分析。采伐制度执行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林木采伐许可证发放管理不规范,导致“寻租”行为产生。主要原因是林木采伐许可管理上没有严格执行通知的规定,对发证人员的资质管理不严,审批机关发放许可证倾向保守,审批工作难度加大,权力“寻租”凸显;有些地方将采伐指标直接分配给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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