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先生”到了上海.docVIP

“耳朵先生”到了上海 　　1928年，16岁的聂耳，在昆明秘密加入了共青团。他以极大的热情参加革命活动，结果上了“黑名单”，随时有被捕的危险。1930年7月10日，他只好离开昆明，经越南、香港到上海，在“云丰”商号申庄当店员。狭窄的弄堂，高高矮矮的破旧房屋，一间挤挨着一间，被人戏称为“接吻楼”、“牵手房”。从窄窗里伸出的竹竿上，挂满晾晒的衣物。屋顶阁楼的老虎窗，没有虎视眈眈的威风，被沉闷的天空压着，倒有些睡眼惺忪的样子。弄堂的嘈杂肮脏。就不用说了，又是酷暑盛夏，阴沟里的积水，垃圾的腐臭，蚊子、臭虫的叮咬，使聂耳受尽了“洋罪”，也开始了他在上海大都市载入史册的岁月。 　　店员没当多久，聂耳就失业了。 　　亲朋好友都劝他回云南去。他在黄浦江边徘徊着。“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回去的可能。”他说，“为思想，为理智，为感情，为饭碗，为拉小提琴，为身体……着实想不出一条头头顾及(昆明话，意为各方面都照顾到)的路来。”他徘徊着。最近他身体不大好，头总是疼。他徘徊着。黄浦江，水色嫩黄，轮船鸣笛而过。他终于下了决心：“回云南当然不能想，这便是今天的一点结果。” 　　所谓“结果”，本是想找朋友帮忙去南京考军校，谁知这时命运之神向他招手了!他3月27日下的决心，28日的《申报》上就刊登了上海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即黎锦晖先生创办的“明月歌剧社”)的招生启事。这启事似乎就是为他而登的，他立即报了名，并且考取了!主考是黎锦晖先生，黎先生曾回忆说：聂耳身体相当健康，精神振作，常识丰富……“立时决定录取，其时名字‘紫艺’。‘聂耳’是后来改的。” 　　聂耳名字的由来当然很有趣。他从小“耳性”就好，什么声音一过他的耳朵，他即时就能模仿；各地的方言，随口就来。特别是学女孩子说话、嬉笑、走路，那些女孩子常常被他逗得一脸羞红。他的两只耳朵又可以一前一后地动，他的表演，总伴着一片笑声。朋友们给他取了个“耳朵先生”的绰号，他觉得蛮不错：“哦，那我就有四个耳朵了。”他在自用便笺上印了“耳耳耳耳”四个字，后来干脆改名叫聂耳。 　　1931年4月，聂耳把冬衣送进了当铺，兴高采烈地说：“生活终于改换了，简直和以前两样了。” 　　当然是两样了!这是影艺界，娱乐圈!名震全国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一说‘四大天王’为王人美、胡笳、黎莉莉、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就在这里!“四大天王”演出的名曲、名舞《三蝴蝶》、《葡萄仙子》等，流传到昆明时，聂耳就演奏过，现在居然和“四大天王”们朝夕相处，一同歌唱，这真是太奇特，太不可思议了!出入“明月”的，还有蔡楚生、孙瑜、郑千里、卜万苍、赵丹、周旋、阮玲玉等等上海滩影艺界的名流。随后，他又认识了田汉、夏衍、阳翰笙这些前辈大家。 　　聂耳请王人美的三哥王人艺，当他的小提琴老师。这位比聂耳还小几个月的“小老师”，教学十分严厉，使聂耳自己都觉得“violin(小提琴)的进步不能不算为神速了”。不久，王人艺去了北京，行前把聂耳介绍给普鲁什卡。王人艺返回上海时，普鲁什卡用英语对他说：“聂君进步非常快。” 　　 　　“小毛头”与《卖报歌》 　　 　　1933年，聂耳进了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担任场记、剧务、配乐以及联华一厂俱乐部执行委员兼秘书。公司规定，所有职员要随时在公司拍摄的影片中，临时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聂耳就曾在《小玩意》、《城市之夜》、《体育皇后》、《母性之光》等影片中，成功地扮演了“卖油炸臭豆腐的小商贩”、“乐手”、“会场医生”、“黑人矿工”等角色。这些影片在昆明放映时，因有聂耳入镜，“为云南艺术界增光不少”，观众十分踊跃。 　　但是。聂耳更注重电影音乐，认为“音乐在电影上应当居于重要地位”。 　　这期间，他开始了音乐创作。这一年有两首歌：一首是电影《女性之光》的插曲《开矿歌》，由田汉作词，这是聂耳创作的第一首电影歌曲，也是和田汉的第一次合作；二是为报童“小毛头”创作了流传得非常广的儿童歌曲《卖报歌》。 　　当年和聂耳同在文艺界的一些友人回忆说，《卖报歌》是聂耳根据一个卖报小姑娘的真实故事创作的。 　　这是上海的一个冬天，斜风细雨带着逼人的寒气，浸漫在大街小巷。 　　一天傍晚，雨停了，风还是很紧。聂耳约友人周伯勋去霞飞路散步。聂耳一边走，一边对周伯勋说，他看见一个卖报的小姑娘，叫“小毛头”，她把报纸的名字串起来，喊得又顺口又好听。“卖报纸叫卖简直像唱歌一样!你信不信，跟我再去听听!”聂耳说得眉飞色舞的，不由得周伯勋不信。 　　他们从霞飞路的金神父路(瑞金二路)附近，走到吕班路(重庆南路)口，一辆有轨电车哐当哐当驰过后，聂耳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小毛头，她在那里跑来跑去卖报纸。“看，就是她!”聂耳兴奋起来，拉着周伯勋就跑过去…… 　　看上去，小毛头不过十来岁，“穿着褪色的小花布上衣，深色的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