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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度的研究文献综述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从各种类型的金融集聚区形成发展的进程看，很难使用单一的理论对其形成的动因进行解释，金融集聚的形成通常是多种动因共同交织的产物，并在不同的发展历程中的推动力不同，金融集聚的结果是形成金融中心。现在有关金融集聚的文献主要是以产业集聚为基础，对金融集聚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集聚的定义、动因、集聚的测度、集聚效率、集聚效应以及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方面。 　　一、金融集聚的内涵 　　有关金融集聚的概念最早是由Kindleberger（1974）[1]提出，上世纪九十年代Davis[1]发现，在部分大城市中，金融企业都倾向于集中在某一区域，他认为这种现象是金融产业的一种属性。国内学者连建辉、孙焕民、钟惠波[2]（2005）认为，金融企业集群是复合性金融产品生产与交易的中间网络组织。黄解宇、杨再斌（2006）[3]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系统地研究了金融集聚问题。认为金融集聚从动态过程角度来讲，是指金融服务产业在一定地域空间产生、发展，并成长为金融地域密集系统不断增加的过程。从静态结果角度来讲，金融集聚则是指经过上述过程，达到一定规模和密集程度的金融工具、产品、机构等在一定地域空间有机组合的现象和状态。 　　二、金融集聚的生成动因 　　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动因包括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的驱动因素及内在机理问题。多数学者对金融集聚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外部性与信息腹地论 　　运用信息外部性与信息腹地论解释金融集聚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和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础之上。主要代表人物是David Porteous（1995，1999）[1]。金融集聚的形成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Krugman（1991a，1991b，1995）[4]将这些区位理论的主要思想发扬光大，将其纳入“新经济地理学”中。其中促使金融集聚或金融中心形成的向心力因素有几个方面：单个企业层面的空间外部性或溢出效应，“中间服务”的需求，技术的外溢效应。在Krugman提出后，Porteous（1999）[1]还提出了三个影响金融集聚的推动力，信息的外溢效应，社会制度与文化因素，相对宽松的监管制度。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Thrift（1994）等金融地理学者认为金融业可被理解为“高增值”的信息服务业，信息流是金融中心成长的先决条件。梁颖（2006）[5]认为，由于金融产业的特性，金融机构对于“空间临近”因素的重视，加速了金融产业集聚的形成。 　　（二）规模经济 　　对于金融集聚或金融中心为什么形成空间集聚和集中，Kindleberger（1974）从金融机构和市场集中的外部规模经济的角度探讨其原因和推动力。Kindleberger[1]认为，金融的集聚效益体现为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还体现在它可实现支付，并跨地区转移储蓄（Kindleberger，1974，p.6）”其次金融集聚可以提供近距离的交流与沟通的便利。Vernon（1960）指出金融机构集中在一起，开展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可以加强联系，高级管理者要与承担债券发行的分销商加强业务联系，为了避免交易中出现误会，金融机构或公司间的低层业务人员也需要紧密的联系来解决相关的问题。韩国经济学家帕克（1999）将微观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认为当一个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国际中心便有形成的可能。 　　三、关于金融集聚度的计算与效率评价 　　关于金融集聚的度量，学者们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度量方法：第一，产业集聚的度量方法。主要包括：空间基尼系数、EG指数（Ellison， Glaeser，1997），雷达图（Roger，1999）、集群竞争力（Padmore，Gibson，1998）、区位熵（刘红，2008）[6]、赫芬达尔指数（HI指数）姜冉（2010）[7]。第二，集聚指数评估法。涂梦云、许南（2011）[8]选择了城乡储蓄余额、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上市公司数、股票市场成交额、保费收入、金融保险从业人员比例等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以此来评价地区金融集聚的水平。第三，指标体系评估法。任英华，姚莉媛（2010）[9]用模糊综合评价研究了中国全国的金融集聚度。这种方法主要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通过不同评估方法，对金融集聚进行较综合的评价。刘红（2008）[6]金融集中程度选取了7个指标，金融扩散程度选择了2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金融集聚进行分析。殷兴山、贺绎奋、徐洪水（2003）[10]构建了城市金融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