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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学术黑城学的研究跋涉记 　　编者的话：孙继民研究员多年从事敦煌学研究，成果颇丰，在这一领域已是知名学者。近年来又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近期，孙继民研究员就敦煌学、黑水城研究诸问题接受了朱文通研究员的采访。 　　 　　朱文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以下简称“朱”）：近年有人戏称学术界存在“颜色学术”现象，将《红楼梦》研究的“红学”、敦煌文书研究的“敦煌学”、徽州文书研究的“徽学”和黑水城文献研究的“黑城学”分别称为“红学”“黄（煌）学”“灰（徽）学”和“黑学”。您多年从事敦煌学研究，并有所成就。为何近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由“黄（煌）学”转向了“黑学”？ 　　孙继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以下简称“孙”）：说来话长。我在2000年以前的确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近十年来才逐渐转到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不过说准确一些，这里所说的敦煌学研究，应该是和隋唐史结合起来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我从事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工作是从研究生时代开始的。当时报考研究生，专业研究方向的表述是“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后来导师唐长孺先生觉得这一名称表述不够准确，就改为“隋唐史（吐鲁番文书研究）”。此后直到毕业，包括学位论文，在涉及到填写专业研究方向一栏时，我们都做如是表述。这一表述揭示了隋唐史和吐鲁番文书学的关系，既表明学习训练的重点是吐鲁番文书，又表明学习掌握吐鲁番文书学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深入隋唐史的研究，二者密切相连。唐先生为我们讲授的课程和进行的指导就是围绕着这一理念进行的，我们因此受到了隋唐史研究和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的双重训练，也在双重训练中逐步体会加深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对隋唐史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当时我的兴奋点是军事制度，与之相关联，吐鲁番所出军事内容的文书和隋庸的军事制度就成为我关注的重点。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最初设想围绕地方兵做文章，后来因考虑到文书材料太少而作罢。这时我读了几篇日本学者菊池荧夫先生关于行军制度的文章，受到启发，同时又觉得这一课题还有继续深入的余地，加之文书也有些相关的材料，所以在征得唐先生的同意之后，就以唐代行军制度作为学位论文题目，最后定名为《从吐鲁番所见的唐代前期行军制度》。由于文书资料、论文题目和学力的限制，我在撰写过程中感到行军制度的许多问题无法涉及，涉及的问题又难以展开，当时设想待将来条件成熟争取写成一部有关行军制度的专著。 　　从1985年到1990年，我开始侧重于以利用史籍文献为主，围绕行军制度撰写论文，先后完成了《行军制度探源》#8201;#8201;《关于行军制度的几个问题》#8201;#8201;《唐代的行军统帅》#8201;#8201;《关于唐代前期中押官一职的探讨》等文。利用出土文书探讨行军制度的文章有《跋〈唐重拱四年队佐张玄泰牒为通当队队陪事〉》#8201;#8201;《从一鲁番文书谈唐代行军制度的两个问题》。此外，从研究生时期开始，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还重点阅读了几本载有唐代军事制度的兵书，并因此而撰写了《〈武经总要〉的编纂及其版本》#8201;#8201;《李筌〈太白阴经〉琐见》#8201;#8201;《〈李卫公问对〉辨析》等文，这可以视为行军制度研究的副产品。上述论文的撰写意在为将来的专著打基础，但由于其间环境的改变，研究重点一度游移，设想中的专著一直未能成为现实。1991年，我以《唐代行军制度及其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影响》为题，向“国家青年社会科学基金”提出了资助申请，有幸获得了通过。这一项目促成了我的最后决心，对行军制度的系统研究这才真正展开。1994年项目完成，定名为《唐代行军制庭究》。1995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将该书出版，列为《文史哲大系》的一种。至此，我对行军制度的研究暂告一段落，多年的心愿终于了却。 　　《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出版后，我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隋唐史结合上的研究工作还有《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和《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两书。前者的动因是1995年向国家社科基金申请、1996获得批准的一般项目《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研究》的课题，后者的动因则是2002年获得的一般项目《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北边军研究》的课题。 　　现在回头看来，2000年以前从事的敦煌学研究，在范围和论题上基本上属于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扩展和深入，其局限性不言而喻，当时也意识到了这点，也曾思索过如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展空间问题，却不知如何下手。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我迈出了将研究重点转向黑水城文献的研究第一步。2001年冬天，我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查阅资料时，随手翻阅看到《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彩色插页上的宋代军事文书图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黑水城文献也有如此多的汉文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