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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式现实主义的当下意义-社会科学论文 路遥式现实主义的当下意义 文／文贵良 路遥(1949—1992)的中篇小说《人生》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曾感动过千千万万的读者，我也是这其中之一。我不讳言对路遥作品的喜爱，因为我确实被深深地感动。今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开播，也让我重读路遥的作品，并深入思考路遥创作的当下意义。我们看到的是，当下的文学创作随着网络的兴起，出版的宽松而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我们不得不表示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那种深广地表现我们这个国家自从市场经济推行以来社会制度变化与人们精神价值变化的杰出作品。而路遥式的现实主义或许能提供一些启示。 什么是路遥式的现实主义？ 什么是路遥式的现实主义？路遥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路遥曾说我们“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清理”在此不是一个政治术语，而是一个美学术语。美学意义上的“清理”意味着文学要对现实与历史进行批判性的表达，具体表现为：第一，对历史与现实中的不合理处予以明确的批判；第二，对历史与现实中的积极力量予以高度的赞扬；第三，对不合理处与积极力量的矛盾性生长予以动态的展示。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路遥的现实主义称之为 “清理”式现实主义。它上承了鲁迅 “横站”式和胡风“置身”式这两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鲁迅“横站”式现实主义突出了鲁迅对周围所谓 “无物之阵”的现实绝不妥协的态度，胡风“置身”式现实主义突出了作家要置身于现实洪流中并与之搏击的主观战斗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路遥说：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路遥“清理”式现实主义是在时代中发展的。路遥的《人生》发表于1982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那个时候，中国还只有王蒙等少数几位作家采用西方现代主义手法。但是路遥开始创作《平凡的世界》的1986年，正是“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风头正盛的时候。文学确实需要翻新，需要陌生化。在这个意义上， “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自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具体作家来说，坚持自己最擅长的创作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路遥仍然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平凡的世界》，他是逆文学的时代潮流而上。其实，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并无高下之分，都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关键在于，作家先天的禀赋气质以及后天的修炼积累凝聚的才华在运用表现手法时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路遥“清理”式现实主义的特征 路遥“清理”式现实主义的特征之一，是作家用全部的生命激情来创作，这一点上承了五四时期“血与泪的文学”的精神。路遥把生命能量的爆发与文学创作的过程最高限度地融合。他把启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称之为走上了与自己搏斗的拳击台。为了写好小说的开头，他在陈家山煤矿的房子里像磨道里的驴一样不停地转圈， “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他常常写作十几个小时，胡乱吃饭或者凑合着吃饭。路遥描述自己的创作情形： “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路遥英年早逝，有人说穷死的，有人说累死的，还有人说与这些都无关，是家族遗传病的结果。前两种说法可能不太准确，但后一种说法绝对有失公允。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融入了他自己的喜怒哀乐、物质匮乏带来的肉体折磨与这种肉体折磨催生的强大的精神追求。路遥小时候之所以愿意过继，是因为继父母能送他上学。继父母供他读完小学，无力再送他读中学，但是路遥坚持要求读书，在没有支持的情形下有一顿没一顿地读中学。这种在物质匮乏的情形下仍然孜孜要求读书的执著，塑造了路遥笔下马建强（《在困难的日子里》）、高加林（《人生》）和孙少平（《平凡的世界》）这一人物群体的最为基本的精神面貌，即对知识的强烈追求。那么，路遥这种用生命来创作的方式在当下是否值得提倡呢？当然，我们不必用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方式来进行创作，毕竟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但是路遥用生命来创作的精神在于他把文学视为一种事业，视为人生的一种精神诉求与社会担当。 路遥“清理”式现实主义的特征之二，是他擅长表现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城乡交叉地带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展现了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这一点在《平凡的世界》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平凡的世界》故事发生于1975年至1985这十年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安、孙少平和田福军为三条主线表现出的矛盾主要有三种形态。 第一，城乡之间最最尖锐的矛盾不是在于文明与时尚的有无，而是身份的差异。身份的差异表现在，城市人有城市户口、有正式工作，即那个时代流行说的“吃国家粮”和“有铁饭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