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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总结_000002 　　“封建社会”再认识 　　 　　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及古史分期的相关问题。曾经引起史学界乃至多个社会阶层深入而持久的关注。其中。自秦至清的中国是否为封建社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议题。经过学者们长期的论辩，在许多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存在诸多不同观点，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性质却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因此，关于此问题论争明显减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在对史学研究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对以前的某些“定论”提出质疑，从而引起新的讨论。尤其是对秦以后社会性质的认定上，即秦至清以后的中国能否称为封建社会的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在持质疑或否定观点的学者中。以冯天瑜为代表。近年来，他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论述自己的观点，阐明自己对于“封建”的看法及对秦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2006年出版的《“封建”考论》，是其有关研究成果的集中而系统的展示。2007年，冯天瑜继续在多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封建”的本意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殷周实行此制，秦汉以下虽保留封建制的某些部分，但社会制度的主体已转化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和地主自耕农经济。然而，现代中国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含义发生偏误。“封建”之义变化颇大。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苏俄和共产国际泛化封建观及“五种社会形态说”传人中国，将具有“君主专制”和“地主经济”等“非封建”社会结构的秦至清称之“封建社会”。又经由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使这种泛化封建观逐渐普被中国，成为从学术界到大众“日用而不辨”的术语。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上述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封建主义”概念有其内在的规定性，非贵族性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均不相兼容。君主专制发生在封建等级制衰亡的过渡期，并非封建主义的固有之义。用马克思逻辑判断周秦以下中国社会形态。绝非“封建社会”。流行的泛化封建观。既不符合古义，也大异于西义，并且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此种泛化封建观，不利于古今史论的承续，也不利于中外史论的对接。在详细考察、辨析了“封建”之义后。冯天瑜强调，由于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失却了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在否定了秦至清中国社会性质的“封建”说后，冯天瑜认为。秦至清两千余年间，在中国社会长期延续的，不是渐居次要的“封建制”。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或简称为“地主社会”。 　　冯天瑜的相关成果发表后，因其所论涉及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对冯天瑜的有关学术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李根蟠对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提出了全面而尖锐的商榷。他认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种变化是合理的，反映了人类认识进步的正常过程，不应用“凝固”和“外铄”的观点看待“封建”概念的演变和传播，否则就会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否认“封建”概念演变的合理性。李根蟠重点批驳了冯天瑜所提出的“泛封建观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的观点。他认为，冯天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数处论断均产生了误读，因而其观点是建立在曲解的基础上的。是用“西义”的封建观念来锁定马恩的封建观。是主观的臆造。李根蟠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论定战国秦汉以后属于封建社会。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这种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实际。这种认识的正确性。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证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 　　一些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陈启云考察了“封建”一词所牵涉的理念和所指的对象，并梳理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述。他认为。传统中国到底是属于“封建型”还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若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是，若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而更多情况下是同时并存的(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这是哲学型的“范畴”推断和史学型的“事实”认知的不同。陈启云提出了“大一统与封建之间”的理念：因为“封建”或“一统极权”本身的理念虽较为接近底层事实。但也较为狭窄(中国秦汉至明清并非只有极权而无封建，西欧中世纪并非只有封建而无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