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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佞幸再剖析 　　摘要：佞幸作为皇帝左右以谄媚得到宠幸的人，为司马迁最早纳入史书体例之中形成类传——《佞幸列传》，并为后代史家著史所沿袭。二十四史中一共有十一部史书设有《佞幸传》，共收录佞幸123人。将这些佞幸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佞幸的身份构成、表现行为、结局方式进行探析，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佞幸人物的本质。 　　关键词：二十四史；佞幸传；佞幸 　　所谓佞幸，就是以谄媚而得宠，也即皇帝左右以谄媚得到宠幸的人。司马迁最早将佞幸作为一类人物写成专传纳入史书体例之中形成《佞幸列传》，并为后代史家著史所沿袭。由于各史书的编撰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朝代，对佞幸的称谓和认识也不尽相同，如《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等，但是“恩幸”、“幸臣”与佞幸之意基本相近，都是指为君主所宠幸的臣子。清代的赵翼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是各史例目异同，他写道：“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佞幸、滑稽……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自后作史者……固不必尽拘迁史旧名也……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齐书改恩幸为幸臣，亦稍变其名。”[1]由此，二十四史设立此类传的篇目为：《史记·佞幸列传》[2]、《汉书·佞幸传》[3]、《宋书·恩幸传》[4]、《南齐书·幸臣传》[5]、《魏书·恩幸传》[6]、《北齐书·恩幸传》[7]、《南史·恩幸传》[8]、《北史·恩幸传》[9]、《宋史·佞幸传》[10]、《金史·佞幸传》[11]、《明史·佞幸传》[12]，一共十一部史书设有《佞幸传》。 　　当前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对佞幸问题做过探讨。例如，郝玉屏在《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所产生的一个毒瘤——浅说历史上的佞幸人物》[13]一文中针对二十四史中的佞幸人物的产生时间、原因、产生条件、媚宠手段、劣迹危害以及特点作了细致的分析考察。王大勇在《漫说古代佞幸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痼疾之一》[14]一文中通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典型佞幸人物的分析，深究佞幸产生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的皇帝制度。张莉莉的《南朝恩倖研究——以南朝正史（）为中心》[15]一文主要探讨了南朝恩幸与寒人干政问题。 　　为此，笔者对佞幸人物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佞幸的身份构成、表现行为和结局方式进行再度探析，从而有助于更深地认识佞幸人物的本质。 　　一、佞幸的身份构成 　　这十一部设有《佞幸传》的史书共收录佞幸123人，他们的身份构成情况如表一所示。 　　从上表可知，在佞幸的诸种身份构成中，比例最大的是宦官和士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宦官作为负责皇宫杂事的奴仆，由于与皇室能朝夕相处，因此有博取宠幸之机，甚至能干涉朝政，掌有政权。比如，西汉元帝不理政事，认为石显熟悉典章，在朝廷里又没有同党，因此便委任其朝政大事，再加上石显为人狡诈，能探析皇帝心思，因此权倾朝野。再有，北魏时期受宠的佞幸为宦官者最多，有不少是受到皇帝和太后宠幸的，如抱嶷、符承祖、杨范、孟栾等。二是士人成为佞幸一方面是通过谄媚奉承博得统治者的亲睐以获得权势，比如孔范，通过文章和五言诗来粉饰陈后主，又与孔贵人结为兄妹，从而博得陈后主的宠信；另一方面，统治者给予一些士人恩宠，从而依靠他们加强皇权统治，这主要体现在南朝刘宋政权利用“寒人掌机要”来打击士族，巩固皇权。 　　此外，一些皇亲贵族、道士等人成为佞幸，则是与统治者个人因素密切相关。比如西汉的张放受到成帝的宠幸，主要是因为成帝对其的喜欢。明朝的佞幸邵元节和陶仲文得到世宗的信任，主要是因为世宗好鬼神事。 　　就佞幸的宦官身份而言，主要是集中在西汉、南朝齐和北魏三朝，而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宋、金、明三朝则没有。就佞幸的士人身份而言，十一部设有《佞幸传》的正史中均有涉及。就佞幸的武将、皇亲、道人等身份而言，在各史书中都零散记载。 　　同时，从表一中亦可知，北魏是佞幸人数最多的朝代，其余各朝的佞幸人数都在十人左右上下浮动，其中最少的是南朝的梁。一方面，佞幸人数的多少与王朝存在的时间呈一定的正相关，但不绝对；另一方面，佞幸人物的出现与统治者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也是主要的。 　　二、佞幸的表现行为 　　虽然各朝佞幸的表现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可以将佞幸的表现行为大致分成以下几种：男色近宠、谄媚奉承（投君所好）、残害他人（打击报复）、擅权干政、谋乱害国、受贿敛财、勾结权贵。 　　（一）男色近宠。这类佞幸主要有两类人物，一是依靠俊美的长相博得君主的喜爱，另一类是宦官近侍因与皇室朝夕相处得机获宠。 　　这类佞幸主要集中在西汉和北魏两朝，比如韩嫣、董贤、王睿、茹浩、郑俨等。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开篇中就予以点明，“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2]男子以色媚上，不仅仅是迎合了君主的喜好，更是导致了朝廷婉佞献媚之风的兴起。由此，朝臣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