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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余华活着悲剧性剖析 　　摘 要：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派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在表现人的苦难、世界的苦难和人性上具有鲜明的特色，特别是他的黑色幽默叙事方式，更是让他在文坛中独具一格。在余华的长篇小说中，《活着》是他的代表作，作品发表之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从《活着》中死亡、苦难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活着》的悲剧性。 　　关键词：余华;活着;悲剧;叙事艺术 　　引言 　　作为一部影响力比较大的文学作品，《活着》在文学界引起的评价与研究颇多，其中对它的悲剧性的探索也热闹非凡。目前，评论界普遍认为《活着》是一部悲剧性作品，然而他们将这部作品的“悲剧性”解读为“苦难叙事”、“死亡叙事”[1]。这种解读固然可以疏通作品的写作方式，然而同时也忽略了个体生命的苦难、死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本文将这一点作为探究视角，重新审视余华《活着》中的悲剧性。 　　1. 关于《活着》的悲剧性体认 　　1.1《活着》与传统悲剧联系及区别 　　纵观古今中外的悲剧性作品，世界文学史上的悲剧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现代悲剧”，而余华的作品将这四种悲剧都包含其中，同时又与之相区别[2]。 　　第一，《活着》与“命运悲剧”。“命运悲剧”是指因人与命运相冲突而造成的悲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古希腊的悲剧《俄狄浦斯王》，英雄对命运的极力抗争以及最后命运的不可逆是产生悲剧效果的核心因素。在余华的笔下，福贵极力争取生存的权利，然而他的家人还是一个接一个非正常死亡。这种因不可抗的“命运”所造成的悲剧与古希腊式的悲剧相同，但福贵的抗争是默默忍受，与古希腊的英雄式抗争有所区别，因而他们的悲剧也是有所区别的。 　　第二，《活着》与“性格悲剧”。性格悲剧是指因人物的性格与社会相冲突而造成的悲剧。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王子哈姆雷特的“忧郁”的性格以及对复仇的“犹豫”造成了悲剧的发生。而《活着》中，福贵的悲剧命运也与他早年浪荡的个性密切相关。但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福贵的悲剧包含了性格悲剧的因素，却又不能用“性格悲剧”来限制它。 　　第三，《活着》与“社会悲剧”。社会悲剧是指因人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的悲剧。例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就是对社会悲剧最好的诠释。娜拉的出走表面上是因为与丈夫决裂了，而实际上是与丈夫海尔茂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决裂了，而故事的悲剧正是从娜拉出走之后开始。无独有偶，《活着》中的老全和春生的死也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国内战争和政治斗争使小人物成了殉难者[3]。但是同样是社会因素，《活着》侧重的是对官重民轻和官本位思想的批判，这是它与传统社会悲剧的区别。 　　第四，《活着》与现代悲剧。现代悲剧是指因人的异化而造成的悲剧。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国家机器对格里高尔的扭曲使得他异化成了甲虫，最后走向了死亡。而余华在作品中也使用了这一现代悲剧理念，用荒诞性的死亡来表现人类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荒诞只是余华处理悲剧的一种方式，这就是它与传统现代悲剧的区别之处。 　　1.2悲剧缘由探究 　　首先，贫困无序的生活环境是孕育悲剧的土壤。这里所说的生活环境既指政治环境，又指历史环境。福贵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艰难的时代，政治斗争、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使福贵的家人相继非正常死亡，家珍、凤霞、有庆、苦根，都是历史政治的殉道者。 　　其次，个体生命意识的缺失是造成悲剧的内在因素。东方民族有重视群体生存的传统，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群体不允许个体有自我意识。《活着》中有很多看似正常、偶然的死亡事件，但细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死亡的背后都是因为个体意识的缺失。为什么有庆会因抽血而死而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就是因为医生以及其他人都没有自我意识，以社会地位而不是个体的生命来评判人的价值，在他们眼里有庆的生命价值远远比不上县长老婆的生命价值。 　　最后，逆来顺受的国民性也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而中国人民长期处在受压迫的状态，那些天灾人祸也加重了他们的苦难。因此，中国的底层人民最终形成了逆来顺受的国民性。逆来顺受是福贵等人在面对无法抗争的天灾人祸时最好的选择，也是他们最深的悲哀。 　　2. 人伦美德渲染和悲剧性关系 　　2.1《活着》对人物美德的表现 　　《活着》对人物美德的描写着颇多，无论是福贵、家珍、凤霞还是有庆，都表现出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美好品德，而余华笔下人物的悲剧性就在人物美好品德的破灭中得到了体现[4]。例如家珍。家珍是传统的中国女性，她身上既有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同时也是爱与善良的化身。家珍本是富家女，在嫁给福贵之后受尽了苦难却从不抱怨，以娇弱之躯撑起了一个家庭，在福贵被抓走之后含辛茹苦养大了孩子。这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