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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律用语同义现象剖析 　　先秦法律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同义现象，这种语言的模糊性、不苛性与后世法律语言的精准性、严谨性相违背。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客观评述，分析同义法律用语之间的差异，并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表明，先秦同义法律用语的大量出现是先秦法律体系不成熟、人类思维模糊性的外在表现。它虽使法律语言的严谨性大打折扣，但真实、准确地再现了当时的法律状况，且能够收到一定的修辞效果。 　　[关键词]先秦法律用语；同义词；同义现象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4-0210-04 　　牟玉华(1978―)，女，上饶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张小丽(1977―)，女，上饶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古典文学。(江西上饶 334000)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06-2007年)规划一般项目“先秦非成文法法律用语研究”(项目编号：06WX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为确保法律内容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作为其载体的法律语言必须准确、庄重、严谨。但在中华法系之源的先秦非成文法时期，虽然当时已出现了大量的司法行为及法律思想，然而政、礼、法的混沌状态，人类思维的模糊性，以及法制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法”这一概念及相关语言的清晰化，以致当时的法律语言呈现出以下语体特征：词语概念边界模糊、选词时滥用不苛，而这些特征又集中体现在同义词上。先秦非成文法中的法律用语①存在着大量的同义现象，这说明了当时的法律用语没有清晰的外延和内涵，并且是不确定、可替代的。这种现象可借用杜夫海纳的术语“意指的暧昧性”来概括，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相似的概念有“隐”、“重旨”等。暧昧性即意味着模糊性，是萌芽期法律语言的主要特征，本文从先秦法律用语中同义词的角度，管窥当时法律语言的状况。 　　 　　一、先秦“同义”法律用语概况及分析 　　笔者以先秦儒家文献为对象，比较完整地收集到法律用语291个，其中包含40组同义词，涉及法律用语205个，占所有法律用语的70.69%。具体情况如下②： 　　 　　 　　如此丰富的同义法律用语至少说明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该时期法律用语所表达的概念比较模糊，词语能指、所指没有明确的范围。词义的模糊性既反映了人类早期思维整体性、混沌性的特征，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即模糊综合推断、体验直觉型的一元主义思维模式。人类早期采取具象性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的水平比较低，缺乏一定的形成概念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故早期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常是模糊、混沌的。从上述同义词场中我们看到了早期思维模式的影子。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道”出来的，只能是“玄”。先秦同义的法律语言现象正是中国传统非理性思维的外化反映。以“法”这一概念为例，28个同义词中至少包括“法”、“礼”、“政”三种思想。“礼”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宗教仪式，有较强的宗法伦理功能和精神威慑力，它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规定和要求，还是内在的道德上的标准。因此，“礼”进入阶级社会后便被统治者改造成体现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和有效的统治手段，是中国古代社会维护贵贱尊卑长幼的等级制度的工具，具有法律效力。如“戛”，《尔雅?释诂上》：“戛，常也。”刑?m疏：“谓常，礼法也。”又《尔雅?释言》：“戛，礼也。”郭璞注：“谓常礼。”刑?m疏：“戛，常也，故郭云谓常礼。”《尚书?康诰》：“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训人。”传：“戛，法也。”孔颖达疏：“戛犹楷也，言为楷模之常，故戛为常也。”从以上对“戛”的注疏足见当时“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现象。古代社会不仅“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还强调着专制的皇权。国君不仅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而且也是法律之所出，即所谓的“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王法”一词形象地暗示了政令、法律不分的国情。国君及其官吏所颁布的政令和禁令，如“政”、“令”、“命”、“誓”、“诰”等，具有神圣不可违抗的权威性，包含了“法”的性质。 　　2.先秦法律不成熟，法律用语专业性差，处于一般用语向专业术语转化的早期阶段。所有学科的专业术语都经过了由一般用语到专业术语的转变。专场专用性和不可替代性是专业术语的重要特征，特别是法律范畴内的术语更要强调这一点。上述同义法律用语虽均属法律语言的范畴，但因具有可替代性，故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专业术语。一般而言，确定法律用语是否属于法律专业术语可通过以下四个标准：内涵的规定性，外延的确定性，术语的不可替代性，语义的概括性。根据以上标准，在本文所统计的291个先秦法律用语中，有58个可确认为法律专业术语，仅占总数的19.9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先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