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厚度中国化涵义及构成要素剖析.docVIP

制度厚度中国化涵义及构成要素剖析 　　摘 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地区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社会与文化因素支撑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描述这些要素，我们引入了“制度厚度”这一概念。准确界定“制度厚度”的概念和探索“制度厚度”的构成要素十分困难。文章在归纳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厚度”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形成对制度厚度的中国化理解。 　　关键词： 制度厚度 构成要素 中国化涵义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原有的经济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开始逐步进行经济转型，即由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与此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壁垒日益改善，使得更多公司由本土走向世界，“全球—地方”间联系逐渐加强，区域的制度因素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全球经济转型的潮流下，市场资源的整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合理化搭配所产生的协同作用，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在经济及发展中起到的促进作用，将最终促成传统经济发展的升级换代，并借助“制度厚度”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 　　一、制度厚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地理学在经历了多次研究方向和视角的转变后，正逐渐发展成为研究区域经济的正式规范的科学。但由于区位分析假设条件的不切实际，有价值资料的获取难度增大，以及社会经济现象的过于复杂，都导致经济地理学的计量发展受到挑战。战后的全球及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向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而其理论方法显得力不从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开始，经济地理由新古典学派转向政治经济学派，特别是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派，哈维将空间看作是围绕经济活动社会关系的产物，把空间社会化，或者说是将其进行社会化构造。新马克思经济地理占据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经济地理的研究前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由开放程度较低的福特经济范式向全球化开放式的后福特主义经济范式转变，因此促使欧美发达国家与地区向后福特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调剂方式”相适应，法国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由此诞生。调节学派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的滞胀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每种体制的积累都在危机中告终，并在新的生产组织中诞生新的制度及社会规范以支持。每一种积累体制都有其特定的“调节模式”（Mode of Regulation）支配着积累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需要相应的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s）框架加以维持。 　　西方经济地理学家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与制度关系的重要性，并将其关系运用到相关地方经济的问题讨论当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开始了对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的研究当中，相关理论得以研究和发展，其研究的领域也相应扩大和拓展。 　　部分学者认识到特定的制度条件对地方和区域经济区域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种经济地理的制度转向中，Amin和Thrift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他们认为，在“全球—地方”联结下，除了区域自身的环境条件与产业特色外，区域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搭配因产生协同作用（synergy）而使得该地区获得经济活力。制度化过程，使得该区域各机构间产生信任，拥有同一愿景，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行为、支撑和操作规定，使每个个体“如鱼得水”。 　　Amin和Thrift在《制度厚度与地区经济》（institutional thickness and the local economy）中认为“制度厚度”有以下四个要素构成：①密集的制度存在，包括该区域内的企业、志愿组织、行业联盟、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工会、研究与创新中心等，这些机构的存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构成制度厚度的重要条件；②各种组织间产生高度的相互作用，促进其相互合作、交流及反射网络（reflexive networking）的形成，这种交流合作使各机构间产生信任感。在地区制度安排层面，产生显著的同构（isomorphism）；③在各机构间产生高度相互作用后，主体结构对其他机构形成管辖结构，通过联合建造和集体存在，将部门主义和制度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也降低了社会成本；④一个地区共同的愿景，这是一种集体动员，让各组织形成相适应的行动步调，使各部分围绕特定的议程、项目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达成共识。 　　二、制度厚度的中国化含义及其构成要素探究 　　1978年中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