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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成时期茶法演变剖析 　　[摘 要]对于唐代开成时期茶法的研究的争议体现了史学界对于唐代茶法性质认识上的分歧，这一分歧的产生源于当前研究缺乏对于具体问题的深究探讨和专卖理论的理解不清。对于唐代茶法的性质，如果以税定义，由于忽视了此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其结论缺乏说服力。若以商品税定义，又忽视了国家在专卖中的主体地位，缺乏专卖理论的延展性。因此，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唐代开成五年以后的茶法是“专卖税”的性质，茶商通过纳税从国家获取特许经营的专卖权，国家仍然是茶叶“专卖”的主导者。 　　[关键词]专卖税；开成时期；唐代茶法 　　唐代是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茶法亦肇端于此时。关于唐代茶法，目前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榷”与“税”之上。（1）这些争议实际上也反映出了现代学者研究茶法性质背后的专卖理论差异。其结果既不利于对唐代茶法流变的认知，也有碍于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专卖的把握。鉴于此，本文尝试选取唐代茶法演变中的关键节点开成时期茶法为研究对象，从中央禁榷与地方私商税的视角，对唐文宗和武宗初年茶法的制度变更以及唐代茶法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希望有助于推进唐代茶法和中国古代专卖理论的整体研究。 　　一、李石茶法复“贞元之制”的实质 　　李石茶法改革发生在唐文宗时期，“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2）从复贞元之制能看出，这次改革是一次向前期茶法的回归。唐代中央政府对于茶这一商品征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年间。当时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3）这是唐政府在杂税名义下首次对茶征税。此后在贞元九年唐政府又第二次征收茶税，《旧唐书?食货志》称“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4）这是唐政府首次以“茶税”名义独立征税，此时的茶税才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税种，因此贞元九年征收茶税才是唐政府正式税茶的开始。此后唐政府不但从未停止过征收茶税，而且随着唐代茶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唐朝政府政治、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茶税的征收数额也水涨船高，征税原则亦反生了很大的变化。 　　至在文宗大和年间，茶法发生了巨大变化。据《旧唐书》记载：“唐文宗大和九年，盐铁转运史王涯充诸道榷茶使，请求改变江淮、岭南茶法。”“欲以江淮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并令“茶山之人，移树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官自造作，量给直分。”（5）这一做法表明，此时税法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增加税率，而是全面控制茶叶的生产环节，其茶法性质已发生变化。唐朝政府所获利益不再是单纯的“税”而是一种垄断利润，因此王涯茶法已经不能再归为“税”，而是“榷”的性质，或者更具体的说是官制商销的局部专卖。 　　从理论上讲，这种“榷”茶的方式的确可以最大限度的使政府获利，但其移山种茶的作法过于主观，不但违背了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而且严重损害了茶农的利益，因此实施起来必然会遭到园户和商人的强烈反对。于是，甘露之变王涯被诛后，茶政改由令狐楚主持，他上表建议对茶业“一依旧法，不用新条，惟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6）关于令狐楚茶法在《旧唐书》中有更详细的记载：“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商人转抬，必较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7）显而易见，此时唐政府已经放弃了对茶业贸易完全垄断经营的尝试，但“纳榷”“节级加价”之语却使人对此时的茶法性质是“税”还是“榷”产生了疑问。史学界在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上也存在着很大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此时的令狐楚茶法是由“榷”向“税”的回归。另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令狐楚茶法虽无纳榷之名确有纳榷之实，其实质依然是“榷”。 　　笔者认为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孙洪升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之语中的“榷”，其实是纳“税”之意。张泽咸早就在其文章中提到过，唐宋时“税””和“榷”往往混用，所以商人纳榷也可释为商人向政府交纳茶税。而政府在茶叶的流通环节中收税，自然也就提高了茶叶的成本，致使茶价逐级上涨，是为“节级加价”。反之若国家仍要纳榷的话，就必须采取措施把园户手中的茶叶全部聚敛到官府手中，加强对园户的控制，但文献中却无此记载，所以此时的茶税确实应该是“税”的性质。 　　令狐楚茶法虽使唐代茶法再次回归于“税”，但在征税的具体措施上却仍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在李石任宰相后，在他的主持下，唐政府的茶法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旧唐书》记载到：“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8）《新唐书》也有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