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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党项内附初析 　　北宋初期估计有十余万党项民众先后内附于宋，这些内附党项集中分布在东起麟府、西到环庆的宋夏沿边地区。党项内附后，更加凸显了宋夏沿边地区农牧并举的经济形态；党项也出现了定居的趋势。由于党项内附引起宋夏沿边人口的增加，使大面积山地得到开垦，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下游的黄河泛滥产生一定影响。 　　关键词：北宋 党项 内附 　　作者杨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地址：上海市， 邮编200433。 　　 　　据《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等史籍的记载，党项族最初居于今川、甘、青三省交界的区域。唐贞观以后，吐蕃渐盛，一部分党项部落开始被迫内迁。学界关于党项内迁的著述颇丰，代表性的著述有：周伟洲的《唐代党项》；汤开建的《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等。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廓清了党项内迁的路线、时间、大致规模等问题。这些研究对隋唐五代时期党项的迁徙、分布状况有较为翔实的考论，但对于北宋初期党项迁徙状况及相关问题，则鲜有涉及。《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等史籍中的一些史料反映，北宋初期居于今鄂尔多斯及其缘边地区的党项部落不断内迁。虽然这一时期党项内附的规模和影响不及隋唐时期，但它使宋夏沿边地区的人口不断膨胀，居民结构、经济状况以及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拙文试图就这一历史现象的基本情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 　　 　　笔者在检阅宋代文献如《宋史》、《长编》时发现，从五代始便不断有党项部落南迁依附于宋，这一现象在北宋初期尤为明显。 为便于讨论，兹将北宋初期党项内附的史实列表如下： 　　 　　 　　 　　 　　由于笔者在检阅文献中的遗漏以及史籍阙载，上表恐怕只是反映这一时期党项内附的一部分内容，但从中能够看出一些基本信息。吴松弟先生认为党项第一次内迁发生在隋代，第二次为安史之乱前，第三次为安史之乱后。由此，本文所讨论的党项内附当可看作是党项的第四次迁徙，也是党项从隋代以来迁徙的终结。可以看出，从北宋建国（960）到元丰年间（1078－1085）一直有党项内附，但相对集中的时段却在北宋建国到西夏建国（1038）之间。笔者就表中所提供的信息粗略统计，上述时段内内附的党项近400余族，12,000多帐，28,000多户，??28,000??多口。此外，还有一部分文献并没提供任何数据，因此内附的党项人口数字应不止于此。考虑到很难确定党项一族和一帐的标准人口数目，所以只能以户为单位估计内附党项的人口规模。若以每户四口人计算（史家一般以每户五口为标准，由于畜牧民族的核心家庭相对较小，故以四人计之），故在北宋建国到西夏建国这一时段迁入宋夏沿边地区的28,000户党项民众约有12万人。考虑到没有明确记载数据的文献以及一些史籍未载的情况，保守估计宋初至少有十余万党项民众迁入宋夏沿边地区。大量党项民众的迁入，使宋夏沿边人口得到较快增长。 　　史料反映这些内附党项民众多来自今鄂尔多斯及其缘边地区。中唐以来，今鄂尔多斯地区成为接纳内迁党项的主要区域，党项族取代粟特胡人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有研究认为，党项两次大规模地迁徙后，大致有三十三万党项民众散布于“河曲”地区，即今鄂尔多斯地区南缘及长城沿线地带。时隔三百余年，到北宋初期，上述区域党项人口日趋繁盛。如《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载：“（党项）其他诸族，散处沿边界上甚众，然皆无国邑、君长，故莫得而纪次云。” 以唐代前期鄂尔多斯地区有二十万党项民众这一保守数字为底数，按4‰（古代人口增长率一般为6‰－7‰，但畜牧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相对较低，故以4‰为准）的自然增长率计之，三百年后这里的人口规模至少翻了一番。因此，除去人口迁徙以及其他因素外，保守估计北宋初期鄂尔多斯地区至少有四十余万党项人口。目前所见内附党项的史料多为北宋麟、银、保安、环等沿边州县的官吏所禀报，可见宋夏沿边地带尤其是今陕北、陇东一线是内附党项最主要的输入地（北宋?~延路和环庆路）。宋人也曾讲：“延有金明、府有丰州，皆戎人内附之地。”亦是明证。 　　北宋初期党项为何纷纷内附？10到11世纪鄂尔多斯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我们无法彻底揭开这一历史迷团，但可以通过零星的记载做一些分析和判断。文献直接反映党项内附的情形大致有二：一是在北宋政府的武力干预下内附，主要是指通过武力征服的手段。这可以从上表中反映出来。又如嘉?v元年（1061）环庆路经略司言：“环州小遇等族叛，知州张揆以蕃官慕恩等九万七千余人往讨之，斩首一千一百，俘三十四人，羊、牛二千，余党各献马投降，即令依旧住坐。”二是党项部落自愿内附，党项内附多属后者。主要原因有：第一，北宋政府为了军事防御等诸多目的，通过给予土地、授予官职、馈赠钱物等优厚待遇来招诱党项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