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人文理则重建.docVIP

“钱学森之问”与人文理则重建-社会科学论文 “钱学森之问”与人文理则重建 伍茂国 摘要：“钱学森之问”不仅是中国当代教育面临的问题，也反映了现代性发生之后，知识分化导致人类所面对的共同困境。感性与理性分离，价值蜕变为纯粹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表现在教育上则是人文理则的缺失。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路径是追根溯源，真正理解它与知识现代性引发的人文理则缺失的关联，只有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理解问题的实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 ：钱学森之问；人文理则；价值重建；现代性 近30 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已知的各项数据看，教育投资总量、人才培养总量、科研成果总量，甚至科技创新总量都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众所周知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质疑，却给了这份看起来沉甸甸的成果抹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各种针砭随之而起，其中不乏一笔抹杀当代高等教育的极端观点。 一、“钱学森之问”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笔者以为，“钱学森之问”并不存在想象中那样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也并非中国当代独有的教育陷阱，它触及的实际上是中国当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既关涉到教育技术、教育体制，也关涉到教育理念、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在我看来，体制、技术属于器用层面的问题，解决起来并非难事，难就难在对于究元性的“道”之层面的理念、理想、精神的处理。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还在于器用层面的问题本来应和着当代世界人类对科学这种凸显性、支配性知识的膜拜和皈依态度，即我们视之为社会现代性的趋势，因而科学自身可以为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提供诸多现成上手的工具、方法和路径。而“道”之层面的问题更多属于人文性、潜隐性知识，对当代一般公众而言，这类知识更像是博物馆式知识，偶尔观赏可以，但其重要性显然无法与前一种知识同日而语，甚至在高等教育这样的知识金字塔里，人们对此问题的认知也并未比一般公众高明到哪里去。所以，就我所能理解的“钱学森之问”，重点实在不在所谓教育体制、教育技术，而在教育理念、信念、精神方面。这些要素暗含着一个更大的题域之中，那就是人文理则。如果说，“钱学森之问”在拷问我们当代高等教育的是是非非，那么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为，它其实在追问当代知识语境中的人文理则问题。 所谓人文理则，指的是人对自身存在等根本性问题的态度、方式以及知识表述。它既蕴含着人文关怀、终极关怀、人文素质这些常规性提问方式，也关联着现代性忧思这种当代知识叙事才出现的宏大提问方式。顺便说明,用“理则”而不用更常见的“理性”一词，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理性”更为抽象，而“理则”更具感性和生活意义，这是人文知识、价值和立场的特征之一。二是，“理则”既有“理”之“性”，有含“理”所要求于人的行为规范，从根本意义上说，这也是人文知识区分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特征之一。 人文理则在传统社会，也在传统教育中被理所当然地视为雄踞于知识的顶端，它支配着我们的知识建构、传授和接受行为，既体现为知识的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也体现为知识的价值化、非中立化。譬如，中国传统教育的经典文本《大学》开宗明义地表明，知识学习的根本旨归“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西方的传统知识学虽然要逻辑化、中立化得多，但从苏格拉底开始就特别强调了知识的目的性，到康德的哲学哥白尼式革命，则更直接地表述为知识是围绕着人的目的而设置的。后来的尼采、福柯、布尔迪厄等哲学家们无疑赓续着康德这样的认知方式，把知识看作是一种权力话语。然而，需要进一步辨明的是，知识的权力话语并非是古典知识非中立化的现代借尸还魂。 从知识学意义上看，古典知识的非中立化是人对自我存在合理性不间断的价值拷问，它是知识未分化状态的内置特征；而现代知识权力把原本非中立化的知识持存课题化为中立化的权力知识。如果说前者是古典知识语境的无意识选择，那么后者则呈现为有意识的知识权力谋划，这也成为当代高等教育培育不出大师的死结之一。 正因为人文理则内嵌于古典知识内部，而作为知识传播途径的古典教育虽然阈限相对窄狭，知识体系混沌而简明，但其集中对人之安身立命切身和适身性问题的追索与考量，使得古典知识与生活，与人生化育变成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现代性的到来，改变了古典知识温润、祥和的面相，知识分化，条块分割，原本内化于知识内部的人文理则被工具理性、计量理性遮蔽或者格式化，换一种说法，即是，知识的价值支配性特征被知识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支配性替换。 我们知道，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的知识学中就曾经把知识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但在漫长的知识史中，这一分类名存实亡。因为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