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文学批评方法-毕业论文（设计）.docVIP

南京晓庄学院2011届本科毕业论文 PAGE 13 PAGE 17 引 论 中国先秦是没有专门性的文学批评理论的，但已经存在广泛的文学批评思想。《尚书·尧典》中关于“诗言志”的记载、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思想，甚至《易传》中符合文学创作“形象化”特征的象征手段，都对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既孔子之后，孟子的文论思想体系继承孔子的思想，是先秦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文学批评方面,孟子的思想更是独树一帜，较之孔子，更向着文学的接受和批评方面发展。具体而言，文学接受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意逆志”上，承认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知人论世”上，强调了文本与作者之间的联系。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影响深远的一个命题，经过后世学者的不断探讨、阐释、实践和总结，已上升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权威，成为后世文人学者品评作品的重要指导思想。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1]因此，在对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理解和评价中，我亦循此而行，结合创作主体、创作背景、语言表现、读者、修养、阅读态度等一系列问题，试从孟子文论观的历史渊源、理论内涵、后世影响等方面探讨其文论思想的不朽光辉。 一、“以意逆志”方法论 “以意逆志”是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在讨论《诗·小雅·北山》时,针对咸丘蒙对诗的曲解而提出来的。在《孟子·万章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咸丘蒙提出疑惑，道德高尚的人，君主不能以他为臣民，父亲不能以他为儿子。舜不以尧为臣民，虽然尧让位给舜，但舜在尧死后才真正即位。舜的父亲瞽瞍，在舜做天子时，也不算他的臣民，这和《诗经》中“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不是矛盾了吗？ （一）“以意逆志”与“断章取义”的关系 孟子认为咸丘蒙的观点是对《北山》的表面意义做机械的理解，而不是根据《北山》全篇作品的内容去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才产生的一种误解。而孟子认为：“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是从整篇的作品来看的，是符合诗的本意的。孟子还进一步举出《大雅·云汉》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来说明，诗是突出当时旱灾的严重，而并不是如字面所说的那样，旱灾严重到一个人也不剩下了。按今天文学的修辞角度来讲，是夸张的手法，孟子认识到诗歌应该是一种形象的描写。如果拘泥于文学作品的文字、文采，就会把诗解得太死、太实，反而不能把握诗的真正含义。咸丘蒙这种抓住只言片语，望文生义，拘泥于对某些艺术修辞的字面意义的理解而不深究诗的本义的解诗方法可谓断章取义。 所谓断章取义是周人“赋诗言志”的一种特点，它是通过朗诵诗借以表达某种思想志向。春秋时代，诸侯卿大夫在外交、政治活动中常常运用诗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图要求，或者表示礼节，进行应酬，借以加强相互间的关系。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孝而观盛衰焉。” 关于赋诗言志,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等都有不少的记载。这里所赋的诗，多为《诗经》中的诗，所言的“志”，指赋诗者的用意，并非诗的原意，它只就诗的某种思想，或者某章句的意思来象征说明赋诗者的用意。所以，那时赋诗言志常常是断章取义。而到了战国时代，“赋诗言志”的习惯虽已不再盛行，可是咸丘蒙似乎还没有摆脱这种残余风气的影响。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否定了断章取义的作法，提出了一种较为正确的鉴赏和批评方法，对于矫正时弊无疑有一定的意义。[2] （二）“以意逆志”的内涵:“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孟子针对当时存在的不良的说诗风气,提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后世对孟子的见解众说纷纭，其中古人关于“文”、“辞”、“志”的字义训释以及“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解说大致有两点。 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释曰：“文，诗之文章，所引起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也。”宋人朱熹《孟子集注》释曰：“文，字也；辞，语也。”赵岐所说的“文，诗之文章”中的“文章”，笔者认为应是文采，也就是比喻、拟人、夸张等表现思想感情的文学表现手法，从“所引起兴事也”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古人常用的“赋比兴”的修辞手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