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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社会道德形成机制剖析 　　摘要：在传统伦理学理论中，个人的道德观念可区分为“内在主义规范”和“外在主义规范”。前者指个人在社会实践中自发生成的道德观念，后者指个人在外界的传达和灌输中获得的道德观念。在任何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这两种道德观念是兼有的，共同构成这个人的道德观念的全体，影响这个人在实践中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 　　关键词：社会道德形成机制 “内生式”道德价值 “植入式”道德价值 　　 　　推及到社会的道德状态，我们可以借用“内在主义规范”和“外在主义规范”的雏形，将社会的道德状态分为“内生式”道德价值和“植入式”道德价值两种。内生式道德价值指一国国民在良性循环的市场经济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中自发生成，并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在达成普遍共识的道德价值；植入式道德价值指国家政府的文化建设部门或宗教上层建筑整合、规定，并通过文化传播、道德灌输等形式传达给国民，以期国民接受并引导实践的道德价值。之所以要引入以上两个概念，是为了强调社会道德状态构造的实践意义，即在引导良好价值观念“内生”的同时，“植入”良好价值观念。下文将分别讨论当前国内“内生式”和“植入式”道德价值的形成现状，并探讨两者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内生式道德价值的形式分析 　　内生式道德价值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良序运行的社会土壤，如经济上的平等、公正，交往上的尊重、信任等等；二是积极的国民心态，这表现为国民对良好社会环境的期待和遵从；三是制度层面的保证，如完善的经济立法，以及激励良性社会状况形成的政策制度。在当前我国，内生式道德价值难以充分形成，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一）良性社会土壤的缺乏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的巨变，我国经济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外的变革和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必然引发道德领域的更新和碰撞。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强化了人们的主体、利益、竞争、平等、效益等观念；另一方面又确实诱发了一些人的自私欲望，为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滋长提供了土壤，对道德价值的认识模糊不清，使道德理想黯然失色。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及其衍生而来的思想观念的冲击下，正在经历一个原有价值观念退化，新价值观念逐渐生成的社会道德转型阶段。在这种国家形势下，良性经济土壤基本形成，而跟社会交往伦理有关的良性社会土壤却存在着严重的空缺，我国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与道德“真空期”并存的情况。 　　（二）转型期的国民消极心态 　　我国发达城市和沿海城市外来人口过多，人口流动性较强，特别是大量的流动人口由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涌入，其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外来人口的涌入，一方面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已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由于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各种矛盾，使得流动人口也是道德问题的源头之一。流动人口的过多造成了社会间的普遍不信任。原有的相对密闭的社会交往空间被打破，导致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着“陌生人”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触发了道德冷漠的形成。 　　（三）社会交往德行难以上升为制度 　　显而易见，关于经济的内生式道德价值，如交易公平，平等互利的观念很容易为制度所确立，并以强制力的形式要求国民执行。但是，关于社会交往伦理方面的内生式道德价值因其自身难以界定，难以要求的特点，而难以上升为制度。例如有人提出为“见义勇为”立法，在奖励“见义勇为”行为的同时惩罚“视而不见”的行为。但是这就涉及到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怎么定义“视”？怎么定义“为”怎么奖励？怎么惩罚？这都是难以量化，难以界定的问题。事实上，关于社会交往伦理的行为只能用个体层面的道德来衡量，强行用制度作为标准去评判是无法操作的。 　　二、植入式道德价值的形成分析 　　植入式道德价值包括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宗教式道德价值，即国家以外的具有公信力的组织或个人倡导的价值观念；二是社会核心道德价值，即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在道德上的体现。在我国现阶段，两种形态的植入式道德价值分别面临困境，难以深入人心，真正成为人民普遍认可并践行的道德价值。在当前我国，两种道德价值形式均面临困境，致使植入式道德价值难以充分形成。 　　（一）宗教式道德价值的困境 　　中国自古以来推崇的都是儒家、道家、佛家等“宗教式”的伦理价值观，但近代以来经过各种历史和经济的发展，其伦理价值观逐渐淡化，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受到西方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冲击，致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逐渐不被国人真正认可。佛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虽寺庙香火不断，但却更多的在体现一种“香火祭拜-愿望实现”的“市场交易”关系，信仰是作为一种实现愿望的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是一种图眼前、讲实际、见效快的“实用理性”，而不是真正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