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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新闻场剖析 　　【摘 要】新闻届存在一个场，是为新闻场。它有一定的自主性，有自身运作的一套游戏规则，然而新闻场的自主性又是有限的，在当代中国传媒走向市场的前提下，它除了受到传统的代表政党的权力场的极大影响外，经济场通过广告商对新闻场施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新闻场内传媒人与受众作为另外两个重要成员，虽暂时在场内占据不利位置，但其影响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新闻场像其它场一样，也是一个不断斗争变化的场。 　　【关键词】布尔迪厄；新闻场；斗争 　　布尔迪厄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完全无视学科界线，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他都有所涉猎” i，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有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场域概念是布尔迪厄学术生涯中一个后来居上的概念，出现后越来越受亲睐，“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就是：‘场域才是首要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ii成伯清则这样定义场域，“社会世界是由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所谓的小世界，就是客观关系的空间，也就是场域” iii。在布尔迪厄看来，新闻界是一个场域，名为新闻场。本文试图用布氏的场域理论来对当代中国新闻场进行分析，肯定当前传媒业发展的积极因素，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寻找运动的新闻场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传媒走向市场后的新闻场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改革从最先的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扩展，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传媒的定位从最先的“事业型单位”变为“事业型单位，企业化管理”，除新闻采编外，传媒经济链中的策划、发行、营销等上下游产业向社会资本开放，改变了以前我国传媒业由党、政府“统购统销”的一元化格局，在给我国传媒业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打破了之前传媒业内固有的组织结构。 　　如果将新闻场当作一个游戏场，必须有进行游戏的主体――包括政党、广告商、传媒人、受众四个群体，然后场域内必须存在游戏主体所愿终身追求的“利益”iv，而在所有利益中，新闻场内成员争夺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传媒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场就是场内各主体为争夺话语权而不停斗争的场；然而，各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力量是较小的，它们有可能动用自身集团的一切资源来参与争斗。笔者试图用下表来表明不同的主体对新闻场内的话语权的争夺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权力场对新闻场的影响是最大的，这是由我国传媒的基本性质决定的：中国的新闻媒体自新中国诞生起就是以党报、党刊、党台的性质出现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媒体是党的报刊、党的期刊、党的电台电视台，是社会主义宣传事业的重要阵地，党与政府的喉舌，因此，传媒在日常的运作中要接受党的领导，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营造符合社会主旋律的舆论氛围，这便是新闻媒体最重要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对新闻场处于绝对控制地位。 　　自90年代初我国传媒走向市场以来，政府向媒体的直接投资越来越少，媒体的发展只有依赖于市场的力量，广告成为传媒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广告商到媒体投放广告，目的是为了扩大其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更大限度地实现产品的价值，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广告商可能夸大产品的功用，进行虚假宣传；媒体虽对广告商有极大的依赖性，但也有自身的运作规则，为维持媒体的公信力，保证长远利益，不因刊登不实广告而失去受众，最终失去市场而走向穷途末路，媒体又不会完全按照广告商的要求来做。这样，从媒体与广告商的冲突性上看，媒体努力维护新闻场的游戏规则，广告商利用媒体对广告费的依赖对新闻场施加影响，在矛盾中寻求最佳结合点，最终达到动态平衡，共同分享媒介话语权所带来的影响。 　　与权力场与经济场对新闻场的强势影响相比，传媒人（采编人员）与受众没有政党与广告商那样雄厚的“资本”，在新闻场内占据着不利的“位置”，对新闻场的影响较小。虽然现在的许多媒体都以市场为导向，受众是媒体的上帝，但与政党通过法律法规、行政权力以及潜规则对媒体直接控制与监管、广告商通过是否投放广告直接影响媒体的收入相比，传媒人与受众的声音显得十分弱小：采编人员虽然表面上拥有自主的采编权利，但事实上却是“带着镣铐跳舞”，这镣铐一方面来自于权力场的监管与指导，另一方面经济场也有压力，为了不得罪“财神爷”只能小心翼翼，做出来的报道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经过多重的选择删选而与真实社会有所差距。 　　与采编人员相比，受众处于更弱势的位置，他们没有对生产何种新闻产品的发言权，只有选择看与不看（听）这份报纸（或电视、广播）的自由；但在传媒步入市场的今天，受众的这份选择自由又挑动着媒体的神经，因为要想赢得广告商的亲睐，就得先赢得受众，因而媒体不得不放下自己“先知式”（告知式）的新闻传播方式，沉下心来聆听受众的声音，为他们服务。自此，当媒体将目光投向受众，受众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