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应是假牌.docVIP

“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应是假牌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关于西高穴墓发掘一年，经专家研究，基本认定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发布会公布了六大证据，其中，“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等石牌，被认为是确定墓主身份的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学依据。我们认为，上述石牌应是后人伪造，以下试作辨析。 　　一、曹操下葬时没有“魏武王”的称谓 　　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曹操出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夏六月，曹操担任“丞相”；建安十八年(213年)，汉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汉献帝进曹操爵为“魏王”，魏公、魏王都是诸侯王，但其地位处于其他诸侯王之上，拥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正月二十三日，曹操在洛阳去世，《三国志》载：“王(魏王)崩于洛阳……谥日武王”。其时，曹操的儿子曹丕继任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代汉称帝为“魏文帝”，追尊曹操为“武皇帝”，也可称为“魏武皇帝”。 　　曹操担任“魏王”，是汉的诸侯王，是汉的魏王。曹操去世，被汉献帝谥(加封)为“武王”(带有褒义)，也是汉的武王，不是魏的武王。在这里，“魏王”与“武王”是两个不同的爵号，不能将这两个爵号糅合在一起成为“魏武王”。在曹操去世前及梢后一段时间，在文献及出土实物中，都没有发现有“魏武王”的称谓。郝本性《曹操墓中出现“魏武王”石牌很正常》说：“史书中都没有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很正常……当时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说史书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某人某物)还没有发现“很正常”，是可以的；但是，将向无记载，从未发现，突然冒出个“魏武王”石牌便当成绝对确凿，而且不容置疑，那就很不正常了。 　　林奎成《曹操“魏武王”谥号存疑》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谥日武王’……而不是‘谥日魏武王’……‘魏王’是生前爵号，是显名，‘武王’是死后谥号，是冥名，二者混用，便是违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建兴六年冬，“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侯”与“王”是相当的爵号，诸葛亮与曹操是同时代人，都担任丞相，总揽军政大权。诸葛亮生前爵号是“武乡侯”，死后谥爵号“忠武侯”，能不能合称为“武乡忠武侯”?显然不能，史书亦不见载。“忠武侯”可简称“武侯”，后世称诸葛亮为“诸葛武侯”。以曹操的谥号“武王”比照诸葛亮的称呼，或可称为“曹武王”，可惜史书上没有；但有“曹丞相”的称呼。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易孟醇《毛泽东诗词笺析》说：“汉建安十二年，魏武帝曹操北征位于幽燕的乌桓。凯旋时，路过碣石山，赋有《观沧海》，诗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实际情况是：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任曹操为大将军，加封武平侯；十月，曹操将“大将军”职位让于袁绍，汉献帝拜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在建安十二年，曹操征乌桓凯旋时，还不是“魏公”，更不是“魏王”，所以严格说，将“东临碣石”的曹操称为“魏武帝”是不合适的。不过，作为文学作品的诗词与史述是不同的，因此，《北戴河》说“魏武挥鞭”应属可行；但是，却绝不能用它来证明建安十二年的曹操就有“魏武帝”或“魏武王”的称号。 　　曹操去世许多年，成为历史人物后，出现了“魏武王”的称谓。《华阳国志?蜀志?刘先主志》载：“二十四年，先主定汉中……魏王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华阳国志》是常璩所著，成书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至永和十年(354年)间，距曹操去世已有132年左右。上述引文，前句说“魏王”是正确的说法，后句说“魏武王”欠妥。正确的说法应是：魏王薨，谥日武王。《水经注》载：“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以成堰。”《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527)著，晚于《华阳国志》；汉建安九年，曹操还不是魏公，更不是魏王，此说也显然不妥。《太平御览》引晋孙盛《魏氏春秋》说：“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策。”南朝宋沈约的《宋书》有“汉献帝二十三年……明年，魏武王薨。”这与《华阳国志》说法相同，亦欠妥。范子烨《“魏武王”：曹操高陵的铁证》引用多条类似上述引文后说：“出土文物上‘魏武王’这三个字，恰好是西高穴村东汉大墓为曹操高陵的铁证。”此说缺乏说服力，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曹操下葬前就有“魏武王”的文献依据，所以，刻有“魏武王”名称的石牌就有伪造的嫌疑。 　　二、“虎大戟”的词语没有文献实物佐证 　　《三国志?魏书》等文献没有曹操打猎、“虎”的记载。屈原《招魂》有“君王亲发兮障青兕”，是说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