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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租倒包”中的交易类型及其契约治理 　　摘要：在现存的多种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中，“反租倒包”是一种相对重要的组织形式，对其契约安排进行考察，有利于探究农户与龙头企业联结的稳定机理。研究表明：“反租倒包”这种组织形式通过土地要素契约和商品契约的共同作用，对劳动要素形成了约束，有效地减少了交易成本，形成了稳定的契约安排。 　　关键词：反租倒包；契约治理；治理机制；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1-0033-06 　　 　　 一、问题提出 　　农业产业化是应对家庭承包责任制所导致的“小农户，大市场”矛盾的必然选择。农业产业化自提出以来，由“公司+农户”发端，衍生出许多组织模式。不同的组织模式由不同的契约联结。在“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中，龙头企业与农户通过农产品购销契约联结起来。在“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中，龙头企业与农户通过其他不同的商品契约组合联结。由于单一的商品契约存在不稳定性，这些组织形式也不断为学者所诟病（徐金海，2001；尹云松等，2003；刘凤芹，2009；胡新艳、沈中旭，2009）。正是由于上述各种组织形式的不稳定，农户和加工企业在实践中探索出“反租倒包”这种组织形式。 　　“反租倒包”是指村集体把分散在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由村集体统一对外承租给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后，再分片承包给农户经营。这种组织模式的契约关系及契约稳定性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向国成（2002）认为“反租倒包”是不同于一般购销合同的商品契约，它通过一系列企业与农户的权利和义务的制度设计，把一种预期不稳定的市场关系转变为一种预期稳定的市场关系。这种看法明显肯定了“反租倒包”的契约稳定性。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周立群、曹利群（2002）认为在农户和企业重复博弈中，通过声誉机制和专用性投资的双重约束，使商品契约的稳定性要高于要素契约，商品契约能支配要素契约。“反租倒包” 把农民转化为工人，事实上是一种要素契约，未必优于“公司+农户”的商品契约。吴德胜（2008）根据BGM分类法（Baker，Gibbons Murphy对治理结构的分类方法）把分包制看作是关系型外包，把“反租倒包”看作是关系型雇佣。关系型外包是商品契约，关系型雇佣是要素契约，利用重复博弈分析方法得出要素契约（关系型雇佣）是稳定的，而且优于商品契约（关系型外包）。这个结论似乎和周立群等得出的结论相反。彭美玉等（2007）突破要素契约还是商品契约的局限，提出“反租倒包”是一种具有关系契约性质的关联契约，并且这种关联契约很好地克服了单独商品契约或单独要素契约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持稳定性。 　　那么“反租倒包”的契约关系究竟怎么联结各利益主体？为什么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契约关系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这种契约的稳定性因素何在？这正是本文要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二、交易及其契约治理理论 　　自康芒斯提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以来，“交易”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家分析的起点。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把交易定义为一项物品或劳务越过技术上可分的结合部，提出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每种交易都需要相应的治理机制，通过不同的途径，把各种交易还原为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以减少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把交易频率分为偶然的和经常的两类，把投资分为非专用的、混合的、高度专用的三类，从而区分出六类交易，见表1。 　　这六类交易有各自不同的内在属性，从而也有不同的交易成本，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需要采用不同的治理结构。威廉姆森又把治理结构分为市场治理、三方治理、混合治理和科层治理四种。任何一种治理结构都以组织的形式来表现，而任何组织都是一系列契约的关系的联结（詹森、马克林，1976）。威廉姆森在前人研究契约理论的基础上，对契约类型进行了三种区分：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关系契约。因而，四种治理结构分别对应三种契约，市场治理对应古典契约、三方治理对应新古典契约、混合治理和科层治理对应关系契约。 　　威廉姆森提出三个命题：（1）对高度标准化的交易，不大容易采用专用的治理结构；（2）只有经常性的交易才能采用专用的治理结构；（3）虽然那种非标准化的、偶然的交易不要求采用专门的治理结构，却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根据三个命题，威廉姆森认为，所有的标准化交易（不论其交易频率高低）可以采用古典式契约治理；对于偶然的、非标准化的交易，则使用新古典式的签约方法；经常性的、非标准化的交易，可以用关系式契约治理。这样就可把威廉姆森不同的交易与不同的治理结构相匹配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观点，理解为每种交易类型都与不同的契约关系相匹配，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本文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