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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转让效力之现行法评析及制度完美 　　摘 要：抵押权是担保物权中最重要的一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我国法律对于抵押物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的规定几经变动，但现行《物权法》的规定却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故借鉴参考它域的立法，对于此问题应当构建起更加完善合理的制度，以期更好地遵循民法理念，发挥抵押权的效用。 　　关键词：抵押权；抵押物转让；追及效力 　　中图分类号：D91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16-02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中负担抵押的财产数量越来越多。抵押物转让的效力问题在实现抵押权作用中是个关键问题。回顾我国关于抵押物转让效力的法律规定，立法的转变可谓一波三折。自最初《民通意见》的严格限制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抵押物转让，到《担保法》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尽通知义务即有效，《担保法》解释进一步对登记和未登记的抵押权区别对待，再到最新的《物权法》191条又回归到“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现行法律规定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应构建更加完善的制度来弥补其不足。 　　一、对《物权法》第191条的评析 　　我国《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位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理论和实践中关于此条文多有争议，此条规定的不合理之处有如下几个方面。 　　1.此规定有违传统民法的制度和理念 　　抵押人将抵押财产设定抵押后，仍享有对物的所有权，而所有权作为最为完整全面的物权，从逻辑上来说仍然应当包括对物的处分权。现行法律规定的抵押人处分抵押物需要经过抵押权人同意的条件是对于抵押人的所有权的属性大大限制。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并不必然影响抵押权的实现。抵押权作为物权，从其本质上来讲具有物权的追及效力，即无论标的物流转至何处，物权人都可以追及其所在而主张权利。《物权法》的规定没有考虑抵押权作为物权的追及效力，没有考虑物权的对世性和绝对性，“表面上看似强化了抵押权人的权利，但实质上并没有将抵押权视为真正的物权从而弱化了其权力。”[1] 　　2.此规定不适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民商事主体间的交易越来越频繁，创设法律制度应该保证并且激励交易的发展。立法者考虑到了现实因素，为降低交易产生纠纷的风险，而把抵押权人的同意作为转让抵押物的条件。但一个合理制度应当平衡保证交易安全与促进交易之间的关系。抵押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在担保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情况下，又尽可能地减少对债务人利用自己的物的限制，从而起到最大限度发挥物的功效，增加社会净收益的作用。但是在我国这种制度下，抵押权人因着眼于自身利益而常常不愿意同意抵押物的转让。这对担保财产的转让限制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对这些财产资源的有效利用，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3.此规定也不利于平衡抵押关系中三方当事人的利益 　　抵押权人、抵押人以及受让人的利益关系相互联系而相互冲突，设计良好的抵押物转让制度应该尽最大可能维护好三方利益之间的平衡，而不能顾此失彼。《物权法》立法时认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够成熟，为了防止欺诈纠纷的发生，主要站在了抵押权人的立场上制定规范。但抵押权人对物的权利仅限于物的交换价值，除此之外他不应享有更多诉求。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实则也为一种正当利用形式，现行法规定抵押人能否行使权利要取决于抵押权人的意志，对抵押人过于严苛。此外，此种规定对知情的受让人来说，在抵押权人不同意的情况下要取得物的所有权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代位清偿债务，这使受让人承担了较重的负担。而不知情的善意受让人本已经付出了代价取得了抵押物，但这个交易却因为抵押权人的不同意而存在着无效的风险。此规定过于维护抵押权人权益而牺牲了抵押人和受让人的权利，实际上打破了三方关系的平衡。 　　4.此规定条文追求简洁，但在一些问题上规定并不明确 　　如法条仅仅规定了“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是后文却没有对此种行为效力直接规定，实际上回避了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行为的效力问题。到底转让行为是无效、不生效，还是无直接规定则非无效，多有争论。另外，此条文对于抵押物转让行为没有区分已登记的抵押和未登记的抵押。我国动产抵押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即“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样就难免产生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制度与未经登记的抵押物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些规定上的不明确造成了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上的困难。 　　二、抵押物转让制度完善建议 　　现存制度存在的缺陷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构建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