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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补偿制度若干问题剖析 　　[摘要]文章在阐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及其理论基础的基础上，以广西桂林阳朔大榕树风景区群体纠纷为例进行了法律分析，并在现有的西部生态补偿制度的实现形式基础上，提出共同开发经营作为新的生态补偿制度实现形式，以有助于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关键词]西部生态补偿制度；实现形式；共同开发经营 　　[作者简介]付健，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10－0158－04 　　 　　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大多集中在西部，聚居着我国绝大部分尚未摆脱贫困的农民，它们曾为西部环境资源的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后仍肩负此重任。但长期以来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这些地区的生态贡献被外部化了，极大地影响了它们保护环境资源的积极性，也激化了它们与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引起当地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广西桂林阳朔大榕树风景区附近群体纠纷就是典型代表。因而加强我国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关乎西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以广西桂林阳朔大榕树风景区群体纠纷为例 　　 　　广西桂林阳朔大榕树景区原属于凤楼村集体所有，长期以来村民对景区的标志性景观――大榕树十分珍惜，视为“神物”加以保护。在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期，村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保存下这棵古树。后来由于电影《刘三姐》，景区也应运而生，名声鹊起，成为阳朔的重要风景点。目前该片土地基本被国家征收，征地补偿费也全部到位。但2003年上半年至今，在景区开发中，由于景区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和风楼村村民在共同开发和利益分配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村民与管理处矛盾激化，纠纷不断。村民擅自进入景区摆摊设点，严重影响了景区的景观；同时未经政府批准、管理处同意，私开另一个称为“刘三姐故居”的景区入口，印制销、售与正规门票相仿的但无公章和票面金额的出入凭证；为了能够招徕游客，给“无证导游”高额回扣；经营所得从来不向国家纳税。这使大榕树景区的“正规”门票收入锐减，年收入由500万～600万元下降为100万元左右。景区管理处曾采取过一些措施试图阻止村民的“非法”经营，但遭到村民们的极力阻挠和殴打围攻，村民们甚至多次围住景区大门使其无法正常营业，引发双方冲突。2003年“五一”黄金周，村民们围攻景区正门，景区因此停业三天，两名保安人员受伤住院。管理处与村民对现状都深表不满。管理处认为，景区土地归国家所有，自己代表国家经营，每年给村民的补偿是出于无奈，但补偿的标准是多少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村民应该知足却不知足；而村民认为，管理处之所以能盈利，完全靠大榕树，大榕树能保存至今，是村民们世代努力保护的结果，即使大榕树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了，村民也应该得到补偿，这部分补偿应不同于征地补偿。由于每年管理处给的补偿太少，村民们希望与管理处共同开发经营大榕树景区。 　　笔者在进行本项目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各地普遍存在类似阳朔大榕树风景区的当地居民与景区经营者之间的矛盾，由旅游资源开发引起的群体冲突和纠纷，已经成为当地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及国家税收流失的主要原因。其实上述现象只是现阶段我国西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的冰山一角。解决这类矛盾和冲突，应首先正确认识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其次应尽快提供解决冲突的法制途径――构建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二、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及理论基础 　　 　　(一)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人的行为、关系予以调整，以达到保护生态的目的，核心是对生态产品提供者、因保护生态而付出代价者给予补偿，包括公益补偿和私益补偿两部分。2005年5月我国颁布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8条第二款对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国家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根据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破坏者赔偿的原则，从国家、区域、产业三个层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等措施，对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作出贡献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合理补偿。”《规定》明确了生态补偿制度的补偿主体是国家、区域、产业及环境资源开发者与破坏者；补偿对象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作出贡献的民族自治地区的县、乡(社区)和个人(及产业)。 　　上述规定只是原则性规定，对生态补偿的具体标准和实现形式等缺乏具体规定，有待完善。关于生态补偿的标准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目前管理、经济、法律学界从各自的角度进行积极研究。而关于生态补偿实现形式，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