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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人拒证特权构建初析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由偏重打击犯罪、追求实体真实向保障公民权利、协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转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刑事诉讼证据立法确立证人拒证特权制度可谓大势所趋。 　　关键词：证人制度　拒证权　亲属拒证特权 　　 　　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在这种新形势下，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信任关系更显得紧迫和必要。作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建立符合国情的证人拒证制度，以推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证人拒证特权立法例 　　 　　英美法系国家规定的拒证权主体较为狭窄。美国联邦法院只承认一些最基本、最传统的拒证权规则，如律师―委托人拒证权、夫妻拒证权、牧师―忏悔者拒证权、商业秘密拒证权等。英国法关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只规定律师有权对其与委托人之间的秘密交谈和通信包括有关诉讼的问题及非诉讼的法律事务拒绝作证。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主体范围较为宽泛。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近亲属、神职人员、律师、专利代理人、财会师、助产士、联邦国会、州议会或下院的成员以及从事无线电广播的准备、制作或发行的人员均有免于作证的权利。日本《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自己的配偶、亲属、律师、牙科医生、助产士、公证人、宗教职业者等由于业务而得知他人秘密事实的，均可以拒绝提供证言。 　　总的来说，世界各国的拒证特权立法例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种：职业秘密拒证特权、亲属间拒证特权、证人不自证其罪特权及公务秘密拒证特权。 　　 　　二、我国证人拒证特权的初步构建 　　 　　证人拒证特权制度具有妨碍发现实体真实的固有局限性，特别是在当前我国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如果规定过宽、立法过于超前，将可能导致实体法目的无法有效实现，损害司法权威。因此，应持谨慎态度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拒证特权制度。 　　 　　(一)我国证人拒证特权的种类 　　 　　职业秘密拒证特权的主体在国外主要包括律师、心理医生、牧师、记者等职业的从业者。我国律师的地位较低，在与公检法等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较量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卷入刑事犯罪的泥潭，如前段时间重庆打黑中轰动一时的“李庄案”，刑辩律师李庄就被控涉嫌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其中缘由欲说还休。而心理医生及牧师行业在我国并不发达，普及的地区及人群很有限，记者群体也不像国外那样享有完全的新闻自由。故笔者认为在这些行业得以完善，具备相应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环境之前，建立我国的职业秘密拒证特权制度还时机未到。 　　亲属间拒证特权在我国的建立可谓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群众基础。中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孝义观念，在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法律制度的发展史中，人们早已对其所体现出的伦理亲情给予了认同，并将它约定俗成为一种习惯性行为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因此，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期，亲属间拒证特权制度的建立正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证人不自证其罪特权在我国拒证体系的构建中同样不适用，因为我国证人范围规定较窄，不像英美法系国家证人范围规定的很广，将被告人也列为证人。故证人不自证其罪特权应纳入我国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制度中加以完善，而不在此讨论。 　　公务秘密拒证特权的构建现阶段时机仍不成熟，虽然国家现在大力打击腐败，但收效甚微，各地贪腐案件还是层出不穷，公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令人堪忧。若在此时建立公务秘密拒证特权可能会进一步滋生腐败。同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因证人作证而导致的国家秘密泄露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应首先着手构建以亲属间拒证特权为核心的证人拒证特权体系，待相应条件成熟之后，再开始着手职业秘密拒证特权和公务秘密拒证特权制度的建立。 　　 　　(二)我国亲属间拒证特权制度的构建 　　1　适用主体 　　我国自古以来重视家庭伦理关系，所以规定亲属之间的拒证特权是必要的，但是这个范围不能太宽也不能太窄，太宽则过于限制证据的来源，太窄则难以保护基本的社会关系。我国当前的家庭已经脱离了传统社会的大家庭模式，近亲属的范围以父母、兄弟姐妹为限，笔者认为，基于亲属关系的拒证特权应限定为较小范围内的亲属，以被告人或自诉人的配偶、直系血亲、二亲等内的旁系血亲或姻亲为限。 　　2　适用事项 　　证人拒证特权应当限于可能使上述亲属陷于刑事指控的事项，而不适用于民事诉讼和l其他诉讼。原因有两点：首先，刑罚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方法，可以剥夺犯罪人的权利、财产、人身自由乃至生命，其强制程度的严厉性昭然可见。此时，若强迫其近亲属不顾伦理常情作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将会使证人陷入作证义务和家庭亲情的两难困境，结果往往